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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眼影

城市眼影

已完结

更新时间:2020-12-16
本书是“鲁迅文学奖”获奖作者刘醒龙先生的文学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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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人胆子大,敢在北京人面前讲普通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武汉进行采访时,一位开奥迪车的老师傅说的。

从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杂志社做编辑,已经四个年头了。就像克林顿盼着萨达姆被谁搞下台一样,五年当中,除了那些一大早就被人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日子,我总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想,今天上班后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干脆就是什么好事来骚扰一下自己。很多时候,我总在情不自禁地用整个杂志社公认智商最高的头脑复述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上一只鸟飞过武汉时,为什么要野蛮地拉下一泡鸟粪,并且刚好落在门卫老赵的独生女小赵的脖子里。不仅在起床前我这么想,在杂志社的女孩女人,一边议论着手头的稿件,一边切磋使用化妆品的要领时,我也不时提起这个话题作为老生常谈。我的校友师思在正式场合中给我作了统计,她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已经是两点一三倍于小赵的父亲老赵了。每一次,我总是满怀歉意地对她发誓,决不再在如此美丽的女孩子面前,谈论这类粗鄙的问题了。真的,在她们充满神往地齐心协力赞颂某个品牌的口红时,将鸟粪与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不文明,也是对这个时代流行美学的不学无术。好在师思她们挺大度,她们一致认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伊拉克对美国的巡航导弹、隐形飞机毫无办法,所以她们应该原谅我。对于女孩们这类穷开心的嬉闹,我是不用去为之感动的。不过,我会偶尔装模作样地对她们说一声:“主啊,感谢你的仁慈和宽恕!”每当说了这话后,我就会与师思对视一下,我喜欢看她那眸子中闪烁的那些被感动出来的近乎泪光的东西。师思对我的理解,是在有一次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她时,我对她说,这上班的日子过得没油没盐的,清汤寡水,有点味道的东西,都被别人享受了。女孩在办公室里单独同一个不是很差的男人相处时,总是会温柔片刻的。所以师思对我说,这两年我也帮你抱不平,怎么凡是好事都与你不沾边,提干没你、评职称没你、到新马泰采访没有你,只让你去一下海南岛,甚至连看二审稿的权力也没弄到手。别说你是一个男人,就连做女的,我也觉得自己干了三年,该有好处轮到我了。师思说到新马泰和海南岛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去年,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去新马泰,说是采访,其实不过是报纸电视里经常点名批评禁止的那回事。杂志社的主编自己已经去过。他们对我说的话让我无法分辩,他们说不让我去的原因是爱护我。去的人我们都叫她王婶。王婶走了一遭,回来时挺大方地给男同事们带回一些生猛药。当然是备有发票想报销。哪知主编不肯收她的礼品,不无愠怒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行!这话在杂志社里一直流传到昨天。昨天,师思在办公室里不知接了谁的电话,其间她冲着对方说了这句话。惹得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趴在写字台上笑。师思放下电话后也笑。在杂志社里,谁都有过一不小心将这话说漏嘴的时候。这话的暧昧意味,像暗号一样深深地镂刻在大家心里。王婶没有参与这故事后面的故事,她被调到主管局做宣传处的副处长了。虽然无人说过对她表示感谢的话,大家心里还是有那种对王婶给自己带来充满性暗示的快乐感到满意的意思。在武汉的高楼大厦、长街短巷里,大家一向格外支持这一类的义务劳动。那一次,我同师思在办公室里说了许多有关杂志社内部人士的坏话。说得彼此都很痛快,后来我像电视新闻中的各国领导人一样,将手伸向师思,说谢谢她为我发出的呐喊。师思将小手递给了我。我接住时,简直不敢用力握,那手太美、太诱惑人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八九月间出了办公大楼,在胜利街街边的小摊上买了一只雪糕,捏在手上时的那种滋味。不只是骨髓,就那些已脱离了头皮,但还没来得及掉到地上的头发丝,也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适。天越热这种感觉就越深刻,同时留住这感觉的时间也就越短。师思在我仍处于恍惚时将手拿了回去,然后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发现。我坦率地说她的手如果不是玉琢出的,那一定是狐狸精借给她的。师思冷冷地说,凡是有心想碰她手的男人都有过这种遭遇,而我只不过是在形容词上更夸张一些,用了在越来越现代的武汉城区里,被人弃而不用的狐狸精三个字。所幸师思随之就笑了,她还说我们之间假如就这样维持着这样的友谊,她还会给我许多这样的幸福时刻。我被她一连三个这样说得只有点头的份。我对她说,你放心,王婶送给我的那些药,我还没吃。我一直觉得这话是绝对的办公室幽默。师思却板起脸来说,我讨厌男人总在这么炫耀。她翻了一下桌上的杂志,又说,美国第一次向伊拉克炫耀武力时,许多人佩服,当他接二连三无休止地这么做时,就无人喜欢了。我壮着胆生生地挤出一句话说,这同你们一天到晚描眉画眼涂口红有什么差别。师思将一叠纸扔到我怀抱里,大声说,你这人怎么非要同女孩较个输赢,罚你帮我将这期的校样校清了。结果有些出奇,那一期杂志上没有一处差错,在期刊协会举办的当年质量评比中,获得了特等奖,我的师妹校友据此拿了杂志社年终最高的奖金。我从师思那里得到的惟一回报是,她用奖金的一部分到武汉广场买了一枚铂金钻戒戴在右手中指上时,让我替她看看与自己的气质和谐与否。我酸酸地说,女孩自己给自己买戒指有什么味道。她马上说,我主观上将它当作你买给我的呀!我心里更酸了。特别是她那话最后的呀字,让我的牙吃了大亏。我恶毒地说她永远只有主观没有客观。这么好的事,是我来杂志社后的惟一一次机会。它却没有成为我的好消息。

杂志社在从前的英租界里给我安排了一张床位。早上我从惟一可以藏得住自己隐私的被窝里探出头来,望了望对面墙角上的那张床。韩丁正戴着一副耳机在听境外的电台广播。韩丁手上有四万元的股票,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用比我多三年的时间,靠着给一些想出名出风头的企业家写报告文学赚的。他一直想买一套房子,但是这点钱,即便是在没人想去的东西湖一带,也不能拿到开门的钥匙。夏天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将手上的积蓄完全投到股市上去,他渴望有最高的回报,以使自己在三十岁到来时,真正拥有自己的隐私。而不像现在,只要有女孩来这屋里找他,他就得先向我通报。韩丁从头上取下耳机时,我正要出门。

我问:“有好消息吗?”

韩丁两腿掀开被子说:“屁!光靠达赖,哪怕是真去美国,也掀不动股市上笨熊。”

我说:“你何不雇个杀手,将长虹集团的生产线炸它几条,你的康佳股票不就飙升起来?”

韩丁站到地上提了提裤衩说:“你以为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这儿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他跺了一下脚。本来还有可能来第二下,但他被地板发出的巨大回声吓住了。

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骂声。

我连忙逃出门去,连自行车都没推。跳上一辆开往江岸方向的中巴,我递了五角钱给售票员,从她那里买来一些清静。中巴车到了办公大楼前时,我让司机带了一脚刹车,然后站到街边的一家小吃店门前,叫了一碗热干面。在等待时,旁边的那家小吃店内有个女人冲着我连连说,过早吗?过早吗?我冲着她那冷清的店面不置可否地看了一眼。

在我的身旁,有七个人站在那里等待。大家像看杂技一样,看着女老板同她的打工妹手忙脚乱地将一碗碗热干面捣弄出来。因为办公大楼就在身后,我显得格外有耐心,从声明要一碗热干面后,就再没有吱过声。哪怕是比我晚来的一个中年女人,先于我开始用筷子搅拌起那喷喷香的芝麻酱时,我也只是笑一笑。没有好消息时,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在我刚刚拿到热干面碗时,沙莎在附近叫:“蓝方!”

我将已经送到嘴边的一口面条放回碗里,回头说:“沙莎!”

沙莎的名字让店老板受惊不小。她以为我在热干面里吃出了砂子。我放弃了坐下的想法,站到沙莎对面,同她聊了几句这种时节弥漫在武汉所有有人群地方的、虽然无聊又不得不聊的话题。所幸沙莎说了些意外的话:她家门口的那家卖早点的小店,今天突然换了一种芝麻酱,惹得很多人都发牢骚,决定不再吃这家小店的热干面了。沙莎也作了同样的决定。

沙莎同我说话时,眼睛总也忍不住朝我碗里看。她那样子无疑是想知道我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咽的热干面味道如何。久居汉口的人,许多关系到民生大计的事都可以马虎,独独这热干面是无人肯马虎的。

吃热干面只要不怕噎,一顿饭所花费的时间,在一天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天生一副会自动产生润滑液的食道,三两热干面下肚就像什么东西淌进下水道一样快捷。

放下碗,扔掉一次性筷子,我随口说了声:“味道不错。”

沙莎听见我说的话,人整个地松了一口气。跟着又不满地说:“从前那么好吃的豆皮现在吃起来完全是肥肉煮糯米饭,要是哪一天将热干面也做变了味,武汉就没东西可吃了。”

我说:“别着急,到那时我领你到黄州去吃豆腐。”

话一出口,我便觉得不妥。豆腐前面加个吃字后,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暧昧话。照沙莎的脾气,她会马上扔一对白眼过来。不料这一次她送过来的竟是近似秋波一样的妩媚。

沙莎头一偏,长发在我眼前甩了几甩。我读懂了她在抒情的含义,那是叫我同她并肩走着上班去。这对于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在武汉大面积停电的夏天里,我曾一手扯着一个女孩,从一楼一直爬到杂志社所在的十一楼。沙莎几次扭头像是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每一次实际说出来的都是经她最后全面篡改的话。她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一期杂志我看过了,你当责编的文章占了四分之一吧?”我真想揭穿她,重申一下杂志社里当编辑的也就三个人,如果我只编了四分之一版面的稿子,还叫什么多!我也将心里想好的话篡改一通后,再告诉她,我若是不干,杂志就得开天窗。

沙莎马上说:“不会的。会有人将局长的讲话稿补上去。”

我看了一眼沙莎后,忍不住笑起来。

门卫老赵正在自己的小窗户里埋头吃着一只保温饭盒里的东西,旁边坐着一个笑眯眯的女人。我和沙莎都猜出来,那女人一定是老赵的老婆。所以沙莎才说,夫妻做到这个份上才叫幸福。所以我才说,找老婆目光得放远点,要看到六十岁以后。

在等电梯的时候,师思来了。她一定是注意到我同沙莎站在一起时,肩头只有五至六寸的距离,这才故意站在大厅的中央,将长长的米白色风衣撩开半边,露出一条极性感的大腿。她的这个企图得逞了。我无法不去反复欣赏那件让我充满想象的优秀作品。电梯来了后,大家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往里挤。轮到沙莎和我上去时,警铃响了。

有人说:“你们下去叫警察。”

我们退了一步后,我又将沙莎一个人推进去。我说:“让女人去找警察那不是自投罗网。我一个人就行。”这一次警铃没响。

电梯门关上后,师思的风衣也像门一样关上了。

趁着电梯门口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赶紧说:“怎么将大幕关上了,是不是嫌观众太少?”

师思不屑地对我说:“我本来就只想让一个人欣赏。”

大楼门口,局长同他的秘书走过来。

我飞快地说:“孔雀吃醋时才会扬起尾巴开屏。”

师思背对大门,她只管说:“你的醋一分钱一斤也没人要。”

局长正好来到我们中间,他问我们为什么醋无人要。我只好瞎编说刚才过早时,因为醋不好,所以热干面都变了味。局长看了我一眼后,便邀请师思爬楼梯。并顺带朝我示意一下。局长的办公室在六楼。只要是早上来上班,他从不乘电梯。他说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锻炼。为此,局里曾经在每年的九月初九举办爬楼梯比赛。后来因为一名处长在获得冠军后,突发心脏病,差点死过去,这项活动就不声不响地取消了。我们同局长一道向六楼攀登时,局长让师思给主编捎个信,要组织一批高质量的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稿件。最后,局长忍不住称赞起师思的体型,他建议师思在思想上更开放一些,争取参加下一届武汉小姐的比赛。

在三楼楼梯的拐弯处,我们碰见正在把楼梯栏杆擦干净的王婶。局长问她一早就做义务劳动,累不累。王婶回答说还行时,我和师思忍不住笑起来。好在局长没有追问,只是说自己希望看到全局上下人人都这么快乐。

将局长送到六楼后,我们如释负重地钻进电梯。满满的一笼子人,我只好紧挨着师思,并且还装作无意地用自己的大腿在她的大腿上摩擦了几次。师思今天的脾气特别好,她不但笑,还小声提醒我,沙莎像是为我动情了。我装作高兴的样子,说如果这样,今年年底自己一定可以长一级工资。说时,我用手握住她的手。师思一丝挣扎的意思也没有。

可惜电梯到了十一楼。

一站到楼道上,就看见沙莎在旁边站着。

沙莎冲着我无遮无拦地说:“怎么才上来,电梯都过了几趟。晚上请我到酒吧坐坐,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沙莎的办公室在九楼。望着她走向楼梯间的身影,我突然想冲上去搂住她,让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沙莎走进楼梯间时,回头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师思在杂志社门口,酸溜溜地大声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我走过去,才发现杂志社的办公室里只有师思一个人。我不得不认真地问她今天是怎么啦。师思极不认真地告诉我,她在吃热干面时,吃出了一副牙托。

2

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

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时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到卫生间去,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我趁办公室里无人,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女孩们回来后,一个个光鲜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一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翻版。我的这话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就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由此,我很郑重地告诉主编,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每一次总表现得像个老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着汉奸。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做爱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

女孩全都哇地叫起来。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

主编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后,又声明这种权利只是一次性的。他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

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处。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主编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一千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个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支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支。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这支孤单躺在沙发上的花朵。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那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呼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上了床、熄了灯,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在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旦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虽然只矜持了十几分钟,最后只来得及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马上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的一切无关。大家听了我的解释后,除开师思不笑,别人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侃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侃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

武汉的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减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做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这商贾之地人群中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意横穿。也包括可以在汉口绿化得最好的解放公园路旁随意小便,当然从市委大门左右各延伸两百米的地段除外。

主编叫着师思的名字说:“你是六渡桥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仇富心理。怎么去武广买东西的人,一下子都成了贪官污吏的裙带!”

师思反唇相讥地说:“我又不是通过妹夫的关系从乡下来的,干吗要仇富。告诉你们,我正在想要不要下决心到汉正街找个千万老板,做他的二奶哩!”

主编说:“太好了,我们杂志可以免费帮你登广告。”

师思说:“‘猫头鹰’的发行量比我们杂志多几倍,我还不知道谁比谁的效果好!”

在杂志社内部,师思是惟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主编面前说话的人。那种通过妹夫的关系进城的话,我们连与这意思沾边都不敢说。否则,哪怕是最有市场的稿件,主编也会将它拍死。让谁三个月没有一个字见刊,按规定,不仅本季度没有奖金,到年底时,全年的奖金也没资格参与分配。师思为什么敢这么放肆,是杂志社内部的秘密之一。

这时候,酒菜已上齐了。主编端着半杯酒同我们碰了一下。碰到师思的酒杯时,师思顺势将自己杯里的啤酒倒进主编的杯里。

主编正要一饮而尽,师思说:“听说蓝方要鸿运当头了?”

主编一愣说:“这话怎讲?”

师思说:“人事处的人在放风,有关于他的好消息!”

主编马上将酒杯伸向我,一声碰响后,他先饮干了,然后才说:“我希望咱们这儿的人才越多越好。”

两杯半酒的指标主编已完成了,可主编忽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他坐下来自己又往酒杯里添了些啤酒。倒酒时他的样子挺耐心,绝对是“卑鄙下流”地按要领让酒慢慢地顺着杯壁淌下去。他举着快溢出来的酒杯说:“说真的,市里各类杂志有近百家,惟有我们这儿同事之间不是泡沫感情。”

师思又顶上来了:“怎么让你这么个不懂社情的人当领导。我看我们这儿除了泡,连沫都没有!”

主编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丁点儿不快。

我心里这时已感觉到师思身上哪根神经不对劲了。我说:“各位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同师思到外面说几句话。”

我将两块扣肉夹起来放进嘴里后,嘟嘟哝哝地说:“这样才有力气同师小姐吵架!”

武汉有数不清的餐馆酒店,各处的大厨手艺不同,有些菜是不能轻易相信的。惟有两样是可以放心大胆地、第一口就结结实实地吞下去。第一样是豆瓣喜头鱼,第二样便是梅菜扣肉。武汉的梅菜扣肉九十八岁的太婆,不带牙托也能尝出味道来。站在包房外的走廊上,身体内有股清液滋润的感觉,舌底不断有津甜的滋味凉咝咝地渗出来。从脊柱上升至后脑,再过百会之顶绕到前额的睛明,一路尽是旱了百日的江汉平原有好雨落下的声音。昨天,我编了一篇替第三者鸣不平的文章,上面有段文字我很喜欢。它写了两个偷情者怎么样用舌尖顺着对方的脊柱,连吻带舔,沿着那条一经提示人人都能画出的抛物线,从腰眼一直到下巴。看二审的师思毫不客气地将这段可以惊艳的美文,用红墨水划去了。我问原因时,她回答说,这些知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美味佳肴给人的感官刺激同情爱确实有相通的地方。体会此刻的经验,想着师思的反应及那段被红线牢牢捆在脑子里的文字,我更加陶醉于武汉的梅菜扣肉。

包房里响了一下,走出来的是主编。他拿着手机,脸上的笑容谁见了都会觉得可疑。他没忘记抽空告诉我,师思让我别等了,想喝啤酒就回去坐下。

一会儿,走廊上除了两位身份可以发出同样疑问的招待小姐外,就只剩下我了。正在犹豫时,走廊进口处的包房里走出沙莎来,那样子是去洗手间。也就在这时,师思出现在身后。师思将沙莎看了五秒钟后,只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坚决地看着师思,她脸上的神情充分映照着身后沙莎向这边张望的样子。

吃完饭,女孩们开始唱歌。我是杂志社里在不计算头头的情况下,惟一的男性。在这样的场合,她们唱着每一首歌时,只能将眼光投向我。女人的千姿百态也只有在这时,才能让一个男人无所顾忌地享受。只有师思例外,她唱的是流行在她父母刚领结婚证的年代的样板戏。

如果大胆地设想一下,师思这样子就叫吃醋。

如果沙莎在今天傍晚不能送给我一样真正的好消息,师思眼下这种表现,也能够抚慰我坑坑洼洼的心中盛满的清冷孤寂。

整个下午,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个不停。这是我们这儿的特点,每天一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以后,女孩们脸上的容光便像雷雨盛行的武汉夏天一样,阴晴无常。凡是阴沉时,接电话的女孩一概说晚上有采访任务。在她们笑得十分灿烂时,我听见那些不同形状的嘴唇,像琴键一样弹出一个个酒吧的名字。我留意地听着,最终也没出现神曲酒吧。那是我约沙莎的地方。

黄昏时,楼外下起了小雨。

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爱过的三个女孩,这样的天气陪她们散步感觉最舒适。天气比较凉,身体在无意中会自动贴到一起。一顶小伞半遮半掩地,可以在大街上做自己激动后想做的。风中的湿润均匀地洒在皮肤上,触摸起来更加性感。她们离开我时,心中都痛苦过,但她们离开我的房子时异常坚决。三个女孩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另一个在汉阳。到现在我们之间还偶尔做些联系。她们对我说过一句相同的话,她们都喜欢我,她们都不能接受我住的房子。

师思擦过我的肩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到雨中。

我冲着她的后腰喊:“要爱护革命的本钱!”

一辆中巴开过来,师思跳上车去。杂志社的女孩都有个规律,凡是赴约会,一律打的。但凡回家,便全部规规矩矩地挤公共汽车。看见师思往六渡桥方向走,我惆怅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在武汉彻底扎下根来,有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两室一厅外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我顺着中山大道往长江上游走,目光不时与站在一家家商店门前的动人女子碰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我最清楚的一点便是,别去招惹那些漂亮的女子,免得到头来自己生自己的气。男人必须有漂亮的资本才可以征服漂亮的女子。这条真理是武汉关的钟声,每天二十四小时里,不管人是醒着还是睡着了,都会按时在心头敲打。

3

神曲酒吧在车站路靠江边那一端。它是由一座小教堂改造的。在替天下人受难的耶稣眼皮底下,男男女女尽情享受城市生活时,有一种特别的感伤。我告诉沙莎在这儿碰头时,沙莎怔了一小会儿。我在电话这端已感到她在犹豫。我没有迁就她,又补上一句不见不散。沙莎这才回了一句好吧。

小教堂的外观一点也没变化。在一片旧式两层楼中,细雨黄昏愈发能烘托那锐利的房顶。进了门才会发现,做祷告的长木椅被一只小酒桌替代了。那些供奉在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像前的红色大蜡烛,已换成一些暧昧的灯光。我的脚步声惊动了酒吧的全体小姐。所有的酒吧说是从下午四点开始营业,实际上在九点钟以前几乎无人光顾。我知道自己来早了。这个时间是沙莎定的,我没办法。如果是师思,她会选择半夜十二点。同样是女孩,在不同部门工作时间一长,身上就无可避免地打上环境的烙印。

酒吧里没有第二个顾客,到处都是空位,这让我一时选不准坐在哪儿。最终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我同走近来的酒吧小姐聊了几句,顺便夸了一下她的口红颜色。酒吧小姐朝我露出超过职业习惯的喜悦。她说自己正准备假如无人注意到,就换一种品牌的唇膏。唇膏是女孩对口红的时尚叫法。只有男人和老太太还在说口红。

这时,沙莎进来了。

她走到稍稍靠边的一只酒桌旁,对我说:“又不是搞阴谋诡计,别坐得那么偏僻。”

见她坐下来,我只好起身迁就。弄清了由我请客后,沙莎要吃西餐。挑来挑去,我们都挑了一份意大利空心粉。

我将啤酒杯举了举说:“为了等你的好消息,我将酒吧全包了。”

沙莎环顾四周说:“我不喜欢这地方。它让我总想着宗教的虚伪。”

我说:“你也别只相信档案柜里的那些档案。”

沙莎说:“你是没有接触档案,真让你将一个个人的档案翻开了看,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实。”

我说:“我的档案你也看了?”

沙莎说:“这是我的工作。请你理解。就像你刚才同这儿的小姐调笑一样,这也是你的工作习惯。”

我连忙低下头,一鼓作气地将面前能吃的东西全吃下去。然后扔下刀叉,开始注视着沙莎。女孩在外面最怕男人老盯着看她吃饭的样子。任何人,不管她多么美丽,多么有修养,有两样是掩盖不了的丑。其一是上厕所拉撒的样子,其二便是吃饭的样子。在这两点上,人和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沙莎知道我在看她。她装做没发现,匆匆往嘴里扒了一阵后,才抬头喘喘气,这时,她已顾不上同我说话了。

朦胧灯光下,几分拘谨的沙莎有种妩媚之态。一点不像平时给人加工资、给人调换工作时那样刻板。

沙莎好不容易将意大利空心粉吃完了,她抬起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给我要一盒冰激凌!”

我朝酒吧小姐弹了一下手指。

冰激凌上来后,沙莎用那小勺子舀了些乳白色的东西放到嘴里,翘翘的小指,红润的嘴唇,还有不时飘起来的媚眼,同刚才的吃相大不一样。连她自己都对自己满意起来。女孩心中一得意,脸上各个位置的角儿,便都像小小翅膀一样,轻轻地飞扬着想真的飞起来。

沙莎出乎意料地同我谈起天气来。她说早上出门时,爷爷就提醒她带上伞,下午肯定有雨落下来。她居然知道我对武汉四分之三的气候非常蔑视,真正让我尊敬的只有秋天。武汉的春天雨多得简直可以让街上的电线杆长出绿毛来。到了夏天,鞋底薄了些都不敢出门,不然那感觉就像故事中说的让熊在烧红的铁板上隔一阵走一遭,再剥下熊掌来吃。那年冬天,哈尔滨的一位同行来武汉,呆了三天,手脚就生出冻疮来。他向我亮出那几处发黑的地方,说回去后无论如何也向老婆交代不清。果然他一到家就给我来电话,他老婆咬定他是去了齐齐哈尔而不是武汉。那女人认为江南武汉的冬天绝对冻不坏关东汉子。我在电话里请那女人必须从丈夫那里汲取深刻教训,充分尊重武汉的冬天,否则就要犯兵家大忌。那女人小声告诉我,丈夫在齐齐哈尔有点小情况,她不能不提高警惕。最后,他们两口子都邀请我去他们那儿看雾凇。沙莎劝我不要同武汉的天气过不去,夏天该说热的时候,就要同大家一起说热;冬天该说冷的时候,就要同大家一起说冷。春天大家身上肯定都是黏糊糊的,我就别做出爽的样子。

沙莎由浅及深地说:“知道为什么师思后来,反而先用她吗?因为有领导在会上说,你不喜欢这个城市。”

我确实听见了一声雷的炸响。我喊着冤说:“这是个人性格呀!”

沙莎说:“一个人心胸不开阔,连生活着的地方都不喜欢,又怎么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哩!”

我生气地说:“如果谁能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并配上空调,我若不喜欢武汉,那就不是父母养的。”

沙莎及时地逮住了我的目光。我想逃也逃不脱,她的眼睛像一口陷阱,我的视力只有零点四的左眼像只狼,零点六的右眼像只虎,这时候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沙莎似乎是相信我了才开口说:“有个好消息,局里要分房子了!”

突然间,我心里紧张起来。我说:“政策出来没有?”

沙莎说:“草案已到了局长手上。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不过,我们能够上边的条款只有一个。”

我说:“能够上边就不错。别像前两次,我们只有在黄鹤楼上看帆船的份。”

沙莎轻轻一笑说:“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话?”

我愣了一下,又借故上了一趟厕所。神曲酒吧的厕所是在院子里。我在细雨中站了一阵,还是想不出沙莎的话中有什么玄机。这类的话,在武汉城区里,七百万人每人每天至少要随口说三次。

回到座位上,我只好说:“对不起,得不耻下问了。”

沙莎不满地叹口气说:“难怪有人说你编的文章只会哄那些还没见过世面的在校生。告诉你吧,我是说我们的条件加在一起,才够资格参加分房。”

我明白让我落入陷阱的诱饵是什么了。去年师思就编了一篇为了分房,一对男女突击结婚,房子到手后,又上法庭离婚的稿子。当时我还在杂志社的女孩中问有没有谁愿意为了房子同我结婚。她们异口同声地问我的别墅在哪儿。

我沉默一阵后才说:“这只能算半个好消息!”

沙莎不说这个了。她提议每人来点威士忌。

威士忌上来后,沙莎没加苏打水,便先喝了一大口。我盯着酒杯看了一阵,突然间一闭眼睛,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尽了。慢慢地,身上开始发烧,血液冲到指尖时,指尖一下下地如同街上的修车匠,在给刚补过的自行车轮胎试着打气般肿胀起来。

我说:“怎么说,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都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无产者。”

沙莎盯着教堂苍穹般房顶上的彩绘,冷静地说:“我是想了三天三夜才下决心约你的。在局里,未婚男女能凑成一对,达到在本局工龄十年的人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以外,别的都是男人。老实说,你们三个中,你是最好的,所以我才同你坐在这儿。”

我望着沙莎不知道怎么回应。

沙莎说:“实际上,我曾经偷偷喜欢过你一阵。后来发现你的职业旁边漂亮女孩太多了,我怕事到半途又出问题,便按了下来。有了这个念头后,我反复思考过,任何爱情最终都要走入婚姻,而婚姻是同一点一滴的实际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男女生活在一起的实质。与其说是经由浪漫的乌托邦,还不如一开始就实打实地想着过日子。这样反倒比那些只知谈情说爱的人更知根知底一些。我也谈过恋爱,你也谈过恋爱,只是我俩没有直接谈过。不过,只要我们合得来,就不用担心。而且,你从乡下来城里,要站住脚,首先得有根呀!”

好多人总是这么说。看似同情,实则是瞧不起。沙莎也不是地道的武汉人。她的叔叔、姑姑至今还在黄陂。有一回亲戚来找她,还提来一只老母鸡。她将老母鸡收下后藏在废纸篓里,被捆着的老母鸡在废纸篓里下了一只蛋。我听到这事后,曾当着师思的面捧腹大笑起来。师思认为我的样子是抄袭了母鸡下蛋时的模样。想起这个故事,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些。

我说:“怎么说我也是本科毕业。就是浮萍,也只会在武汉这个水坑里飘着。”

沙莎说:“未必你就没有别的想法。”

我犹豫一下后,还是说了真话:“我连坏想法都有过,就是没有想过我们!”

沙莎说:“这我清楚。在你们的眼里,人身上那些虚的东西比实的东西重要三点一四倍。”

我又一次笑起来。

沙莎解释说:“这个问题我琢磨了三年,从那次在花桥你救了我开始。圆周线确实比圆直径好看。”

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喜欢圆的,女人喜欢直的,所以他们才相互爱恋。”

沙莎张了张嘴后终于说:“我喜欢你这么形容。不过,我想我现在应该学会适应你。”

沙莎这样说让我吃惊不小。我不得不说:“这样恐怕不行。我不是这种性格。”

沙莎说:“这也不是我的性格。但在不能改变的现实面前,我会选择改变自己的性格。”

酒吧门口终于又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手臂像是被万能胶粘上了。酒吧小姐上前招呼时,他们也没有分开。我竭力不去看他们,哪怕他们在身旁的呢喃像小虫一样挠着自己的心情,我也坚持只让目光停留在沙莎的脖子上。

女人让男人崇拜的地方,最突出的是她那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如此刻,旁边的男女毫不含糊地发出咝咝的亲吻声,沙莎面对着他们却泰然处之。沙莎的话让我颇为感动。因为这是出自一个女孩的嘴。女孩中,没有几个不任性。沙莎认真地这么说,对男人有种强大的刺激性。

我答应沙莎说:“我会考虑你的提议!”

沙莎说:“只有三天时间了。我们不能落在分房方案公布之后!”

我说:“如果我们能白头到老,这样倒也挺有趣!”

沙莎说:“我很高兴,你终于开始有想法了!”

离开神曲酒吧,沙莎上了一辆801专线车,她需要在花桥转一次车,才能回唐家墩家里。我冒雨一路往回走,秋风秋雨将这次约会一辈子也无法消磨地刻在脑子里。

4

从前的租界中,数英租界最大。当年大英帝国的军舰强大到几乎可以将别国的领土,运回英伦三岛。如果这些由绅士变异的海盗预先知道自身有衰落的日子,他们就不会在武汉盖起这么多坚固而漂亮的房子。在细雨之中,这些快一个世纪的房子用历史面孔铁板一块地斜视着我。每当我感伤的时候,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住在这儿。如果不是与人合住,如果局里不是将这儿当成集体宿舍而是分给我,我会更喜欢这房子。因为我总以为这房子里有贵族气。建筑是一种艺术,它是可以影响人生的。我还喜欢黑夜最深时,从外面采访回来,有意提前一站下车,沿着幽深的旧街独自行走。此时,那些过于随意的商业霓虹全部熄灭了。只有当年英国人的手笔还在勾勒着武汉往日的轮廓。它还让我想起老家黄州。站在屋外,天下的黑夜全都一个样。心情好时它迷人,心情不好时它压人。

我在楼道里借着灯光掏钥匙,楼下的女邻居闻声打开门看了一眼后,刚要关门,又忍不住说:“韩丁太不像话!”

我以为她还在生早上的气。爬上二楼,将钥匙塞进锁眼,却拧不动。连拧了几把后,我叫起来。

韩丁将门打开一条缝,露一张尴尬的笑脸。他这副模样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扭头便走。

韩丁在背后说:“我给你打过电话,是一个女孩接的。她说你今晚有约会,不会回来。”

我咚咚地走到街上。从我和韩丁共有的那扇窗户里飞出一团卫生纸,正好落在一辆在街上巡游还没载到客的出租车车顶上。司机探头骂了一句,虽然用的是武汉话,那口音却是外地的。

一会儿工夫,雨就下大了。我退回到门口时,身后有扇门响了一下。女邻居走到我身旁伸手试了试天上的雨,像是一只手没感觉,她又伸出另一只手。

双手伸在空中的女邻居对我说:“盼下雨,又怕下雨。雨天生意好,但容易出事。”

女邻居夫妻双双下岗,两人轮换在街上开“电麻木”载客。

我说:“能挣钱是好事,冒冒险也值得。”

女邻居说:“现在麻木都快有自行车那么多了,想将别人口袋的钱掏过来,做小偷都难。上个月你送我的一本杂志我全看了。怎么就不见有写下岗工人的文章?”

我说:“过几期就会有。”

女邻居说:“你愿不愿意写我同老马谈恋爱的故事?可比杂志上登的那些精彩。我可以将素材卖给你们。”

我说:“你们自己也可以写嘛!”

这件事,他们两口子已同我说过多次。一想到夏天时,两个胖胖的中年人,穿着不能再少的衣物,坐在门口的街边上各自拿着一瓶啤酒往嘴里灌的样子,我便难以相信他们的故事还值得让别人看。我抽身走开。

女邻居小声嘟哝:“别以为只有上过大学的人才会谈恋爱。”

我往胜利街方向走,同以往一样,我要找家酒吧泡一泡,然后拿了发票回去,让韩丁报销。拐过一处街口,一股熟悉的香气从身后飘过来,我向右边扭头往回望,左边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

女孩说话的嘴唇几乎挨着我的耳垂,她说:“先生,这么寂寞,要人陪吗?”

一阵温软的感觉爬上我的腰间。我将头复位后再扭向左边。一怔之后,我停下脚步大笑起来。

我大声说:“师思,你这样子比真‘鸡’还专业!”

我不由分说地将师思拖进最近的一家酒吧。师思一开始不大挣扎,进门之后她开始使劲了。我拦了几把,见有保安走过来,我只好放手。

回到街上,师思才说:“这儿不是我们呆的地方,他们偷偷地往饮料中掺白粉。”

我说:“这是‘猫头鹰’说的,他们老是哗众取宠!”

师思一跺脚说:“蓝方,怎么说我也是在六渡桥长大的,武汉的事,我做梦也比你看得清。”

一辆警车呜呜地从我们身旁驶过。

师思见我不说话,便又说:“告诉你一句真话,我不愿见到你在武汉搭错车。”

这话一入耳,我心中就升起一股暖流。我们走进一家名叫“往事温柔”的酒吧。坐下后,我声明自己保留买单权。师思知道我会拿着发票回去找韩丁报销,所以她马上说在这儿消费至少要比去饭店开房间便宜一半,而且安全。我同师思聊过韩丁的事。师思曾经说过,我们之间是否在相互给予方便。

碰上师思的原因不必去问。这是我同她之间慢慢地形成的一种默契。起因还是那次触摸了她的手。我想象中认为,如果下一步她问我同沙莎约会的事,那么韩丁的电话一定是她接的,然后特意来住处附近来等我。师思迟迟不问这个,她老同我谈杂志社的事。当然,主要议题还是主编。她越来越不喜欢主编这人。她觉得在同“猫头鹰”大战中屡屡失利,其关键是主编这人不行。他一天到晚总想着同上面的头头脑脑交往,这一期,硬要将局里的半年工作总结发出来,并且还配上局长们的照片。我马上建议师思,干脆将局长的照片同获得“武汉小姐”的那女孩照片一起印在封面上。师思为我这恶毒的主意笑起来。在我进一步设想局长的照片应该放在“武汉小姐”身体的什么位置时,师思发现门卫老赵的妻子领着老赵正从门口走进来。

我们正要同老赵打招呼,离老赵更近的地方,王婶同她丈夫出乎意料地站出来,将他们截住。我问师思过不过去。师思质问我,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文革”心理。我说自己是没做贼更心虚。

穿过半个酒吧,师思身上的香气,让几个正陪女伴说话的男人情不自禁地扭头看过来。

王婶和老赵看见我们后,连忙将自己的配偶介绍出来。王婶的丈夫在一家酒店里当副总经理。他比王婶多了三点水,姓汪。老赵的妻子从洗衣机厂提前内退后,同几个人合伙在江大路附近办起一家婚姻介绍所,成了钱主任。

钱主任说:“这地方本不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能来的,但经不住汪总和小王的诱惑,就同老赵来开个洋荤。”

汪总说:“我喜欢这酒吧的名字。”

王婶温柔地瞪了丈夫一眼说:“别在他们面前说这个,惹得他们肉麻。”

师思忙说:“王婶你是说我们没有往事吧,可我们有温柔呀!”

在我们笑的时候,钱主任追问:“小王这么年轻,怎么就当婶子了?”

我说:“这是同事们对她的尊称。”

他们这两家住在花桥小区一栋楼一个单元,而且还是同一层楼。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局财务处的牛会计。那三套房子是五年前局里买下来,分给他们的。刚分到杂志社时,正赶上王婶结婚,我去她那新房看过。当时心里羡慕死了,想着自己如果能在这么好的房子里结婚,那一定比到天堂还快活。

老赵在钱主任的影子里默默地看着我和师思。钱主任像是极明白似的,带着一脸祝福的样子,让我们回去玩自己的,别误了美好时光。

我同师思回到座位上坐下后,有一阵一个字也没说。酒吧里越来越浓的酒香,掩盖了师思身上的气息。我们彼此都明白对方现在想的是什么。有两次,两人的目光都在酒桌上空碰撞出声音来。

我终于打定主意告诉她,同沙莎约会的内容。

开场白是说局里又要分房。师思听了立即换了一样神情。见她有几分惊喜,我又告诉她这是千真万确的。

本想将她的喜悦锁定了,哪知这添足的话一出来,师思反而冷笑一声说:“不错,又提供了一次纯洁群众队伍的机会。”

我说:“我准备腐败一次,再不腐败就没有机会了!”

顿了顿后,我又说:“当然,我搞的是阳谋。”

师思马上说:“是不是沙莎告诉你的。”

我点头说:“你的第六感觉很到位。”

师思说:“如果我和沙莎不经常向你透露点什么,你比老赵都迟钝。”

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局里也好、杂志社也好,多数消息都是她俩告诉我的。有些事绝对不会在文件上出现,但从各方面来看,它们比文件上说的东西要关键许多。

当我张嘴欲说又止的样子出现一次后,师思马上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有什么好消息哩!”

我望着旁边的老赵说:“分房规定中有一条,只要我同沙莎搭伙,就可以达到。”

师思说:“一定是沙莎出的主意,做人事工作的,就会算计!”

我说:“别怪她!这样的算术,幼儿园小朋友也会做。”

师思突然大声说:“谁怪她了?你心疼了?”

王婶她立即投了目光过来。

我伸手拍了一下师思说:“我们这样子像是真的有那么回事。你算一算,我俩的工龄加在一起是多少?”

师思将手举向空中,酒吧小姐马上碎步走来。师思说:“给我来杯白开水!”

酒吧小姐去了又回。看着师思面前那杯冒气的白开水,我说:“还以为要伏特加哩!”

师思说:“才不会。我要到你和沙莎的婚礼上去喝茅台。”

我说:“连我都快懵了,你怎么就当真!”

师思说:“想不想同我打赌?你会答应人家的。”

我说:“如果输了,你就嫁给我!”

师思说:“人可以输给你,但我不会嫁给你!”

我说:“真想不通,不就是住六渡桥吗,怎么你就有那么多的优越感。”

师思一本正经地说:“听着这样的话,愈发觉得你不懂武汉,不懂城市了!看来你同沙莎确实该做一对。你是初中生,沙莎是初中老师,正好教你。我是大学老师,水平高,但教不了你!我只能教沙莎。”

我说:“这正是你为自己挖下的一条防坦克壕沟。”

师思说:“错了!这是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不像黄州,只有田园风光。”

我反驳说:“你也错了,黄州是文化古城!”

师思说:“二十年前,沙莎的父母还是菜农,所以你同她的感情要容易交流一些。”

我生气了,冲着她说:“小市民心态。”说完,我起身去了卫生间。

秋天雨小,武汉的排水系统特别地通畅。可惜我在卫生间除了吐过一口痰以外,什么液体都没排一点。我一直不习惯哪怕是天安、亚酒这样卫生得够可以的地方公共卫生间里的水龙头把手,怀疑那上面会沾着要命的病菌病毒。每一次见到这样的水龙头,心里总要认真犹豫一阵,才能决定是否使用它。在我发愣时,老赵进来了。他毫不客气地冲着我大声咳了五声。直到将自己的脸憋得通红。

我说:“赵爹爹,你咳的声音不对劲!”

老赵说:“很好很好!”

老赵的前列腺一定有问题,但他挺能沉住气,抽空还对我说:“好好活。要是我能退回去,哪怕是五年,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说着,他又咳起来。

我上去给他捶了捶背,他要我别在钱主任面前多嘴,提他咳嗽的事。我是不喜欢婆婆嘴脾气的,我当然理解同样作为男人的老赵。我只是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肺部。

还没回到桌旁,我就发现师思人不见了。通过对酒吧小姐的询问和王婶的主动通报,我知道师思到外面去打长途电话去了。我很清楚,她已经一去不回。

付完账单,要过一张发票后,我同汪总握了一下手。钱主任不失时机地劝我,对女孩子要谦让点,不要动不动就来一通大爷脾气。我真想问问她,在武汉有几个没有房子却成了大爷的人,也给我介绍一下。

外面的雨很大,我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正要钻进去,忽然看见师思在街边站着。没待我叫,她自己跑过来,抢在我的前面钻进车里。司机问我去哪儿,我问师思。

师思说:“去你那儿!”

我给韩丁的呼机上留言,让他五分钟后将门打开。五分钟后,韩丁真的将门亲自打开了。

师思望着韩丁枕头上一蓬金色的头发,对我说:“今晚我只能住在你这儿!”

我将师思领到床上坐下,回过头来再同韩丁商量。韩丁挺潇洒地说不用回避,这样睡,彼此都像看顶级碟片一样。我骂了韩丁几句,情知他也没地方去,只好转身问师思愿不愿同那女孩睡一起,这样可以空出一张床来,让我和韩丁睡。师思想也没想就将我的意见否决了。她还小声告诉我,那女孩可能是鸡。韩丁想出一个办法,干脆大家都不睡,四个人正好可以打双升。他的建议也被那女孩否决了。那女孩理直气壮地说,都是一个师傅教的,半夜三更进了男人的屋,就别装淑女。四个人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谁都可以否决其他三人的建议。

最后,我和韩丁放弃睡觉的念头,翻出一副围棋,趴在桌上下起来。我将酒吧的发票掏出来。韩丁不肯认账,他说今晚大家的待遇是平等的。争执一阵后,我们同意下棋时谁输了,谁就掏钱买下那发票。其实,我是看出韩丁放纵之后露出了倦意,才有意诱他上钩的。他棋艺比我略好。我准备让他赢第一盘,自己赢第二和第三盘。韩丁打着哈欠顺利地拿下第一盘。接下来我便顺利地围住了韩丁的一条大龙。当我正要施杀手时,师思在被窝里突然抽泣起来。

连问三声不见师思回答。韩丁便说:“女人伤心时最需要男人的抚摸!”

我走到床边,伸手轻轻地抚了一下她的头发。师思从被窝里伸出手将我的手捉住,用力咬了一口。我疼得大叫起来。韩丁的女孩吓得从床上坐起来,露出半截光溜溜的身子。韩丁连忙过去抚慰她。

师思像乡下人家养的狗,将陌生人咬了一口后,立刻躲到一边去,她的心疼变成我的肉疼之后,她也安静下来。然后小声告诉我,这时候我如果有套房子,不要四室两厅,也不要三室一厅,只要两室一厅就行,她就马上嫁给我。她实在受不了哥哥的女朋友,每星期至少要从汉阳过来住两晚上,而且一点不避忌讳,不待关灯就明明白白地上哥哥的床。并且还要叫春,家里本来就挤得很不成体统,所以她只好逃。她心里明白,哥哥的女朋友这样做多半是想撵她出家门,到外面另找住所。师思对这一招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她第一次对别人说家里的事。我想,等过了今晚,我一定要问问师思,六渡桥到底好在哪儿。因为这不是我此时的主要想法。此时此刻,我想得最迫切的是,能否将自己身体也塞进被窝里,哪怕是一部分,譬如已被师思握住紧挨着她肩头的那只手。

就在快要动手前,师思突然一推我说:“下棋去吧!”

带着一脑子师思在被窝里的温柔状态,回到棋桌上,糊里糊涂地以为棋盘上那空白之处是分给我的一大套房子,想也没想就将一颗子投上去。韩丁马上狞笑一声,一伸手就将那条已煮到九成熟的大龙活生生地救回来。这时,我方寸大乱,脑子里又出现沙莎说的那套分房方案。在我胡乱应招时,韩丁飞快地将胜利抓到自己手里。岂料他一得意随手打翻了茶杯,慌乱中,棋盘上的黑白子被搅乱了。韩丁要复盘,我坚决不同意。他要我承认他赢了这盘棋,我更不能同意。两人僵持了一阵后,竟然不约而同地各自抓了一只茶杯,使劲砸到地板上。

我说:“这日子我活够了!”

韩丁说:“我也活够了!”

师思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说:“那你们还不出门到马路上,找辆凯迪拉克撞上去!”

我们怔了一会,忽然担心起楼下人家的反应。听了几分钟,居然没有一点动静。我们蹲在地板上收拾残局时,韩丁的女朋友将一条白花花的大腿伸出来,蹭了蹭韩丁的脸。韩丁在那大腿上吻了两下。他感慨地板上的玻璃碴为什么不是钻石。我也有这样的希望。

下半夜时,两个女人在我们的床上,先后往里翻了一下身,露出两个半张床来。我和韩丁眼里都流露着上床的欲望。我故意对韩丁说,他那女朋友恐怕又靠不住,我们摔茶杯,她连屁都不放一个。韩丁说她本来就是短线,若是长期的,他会选一个不会轻易同他上床的女孩。

外面忽然有人敲门。韩丁将门打开后,进来两个联防队员。我们当然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好在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反倒朝他们要起搜查证来。联防队员恼了,他们上前二话不说就撩女孩们的被子。韩丁的女朋友对待身上的被子就像演员对待台前大幕一样,她精心地给了一个姿势。师思不一样,她死死抱着被子,等到终于被拉下后,她大叫了一声。联防队员望着她一身整齐的穿戴,不解地问她有什么好叫的。

联防队员说:“跟我们走!”

我和韩丁说:“走就走。只要有单间住,进监狱也行!”

说了好一阵,也不见他们动脚。后来,他们不耐烦地明说,让我们给点辛苦费,这事就私了了。

我不肯给。韩丁也不愿意,他还要我将记者证掏出来亮一亮。后来师思拿了二十元钱递给他们。我以为他们不会要,嫌少。哪知他们接过去后便扭头走了。临出门时,还不忘告诉我们,是邻居打电话投诉,他们才找上门来的。

关上门,我对师思说:“这么点钱,你也敢给!”

师思说:“现在是原始积累时期。”她看了看那个女孩,又说:“你还不太了解这个城市的这条街!”

那个女孩说:“我觉得蓝方老师已经了解武汉了。”

女孩的这个称呼让我胆颤心惊。

5

后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那天早上假如师思起床后,梳洗化妆完毕,同我一起过早,一道上班,眼下的一切会不会发生。遗憾的是,那天早上师思像是预感到那天会发生什么,起床后粗粗地化过妆,连谢谢都没说,就冷冷地走了。为此,韩丁同女朋友发生争执。韩丁认为我同师思的关系完了。女孩则认为这仅仅是好戏的开始。

那天,女邻居和她的丈夫在门外的那辆“麻木”旁,冲着我们尴尬地笑着。我在办公大楼前停下自行车,沙莎已买好两份热干面在等着我。我锁好自行车,端上热干面跟着沙莎进了电梯,然后一路进了沙莎的办公室。在无人的十分钟里,我们上演了整整一曲由爱情到婚姻的大戏。我告诉沙莎,自己太需要有一处房子来隐蔽自己。沙莎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好的结婚申请,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只是看清留给我的空白处旁边有沙莎两个字,便提笔写下蓝方两个字。

沙莎在我签过字后,用手拍了拍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惹得我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往后的事都是沙莎去办的,她要我什么也别说。当天下午,她就将一份鲜红的结婚证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办结婚证有许多手续,其中一点是双方必须都到现场。沙莎告诉我,她只是让自己的弟弟即时顶替了我一阵,别的她不再多说。像中共地下党员接受秘密文件一样,我在楼梯间里接过结婚证书时,窗口有一对麻雀正在交嘴。这两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给我的婚姻带来难得的一点诗意。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沙莎说:“又多了一个夫妻店。不过目前还不能营业。”

沙莎告诫我,一定要等到分房方案公布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公开。我很佩服沙莎。因为太佩服了,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想吻她的念头。那天师思要到北京组稿,我送她到汉口火车站。坐在出租车里,我突然扳过她的脸,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她除了紧闭嘴唇,别的什么动作也没做。我将她一直送上38次列车的硬卧车厢,直到她从嘴里挤出一句“恭喜你有大房子住了”才离开她。师思是用直觉来判断的。

在直觉这一点上,我崇拜天下的所有女人。

主编只让师思在北京呆一个星期。师思却呆了半个月。她回来后,我和沙莎就将住房的钥匙拿到手了。分房方案刚一贴出来,我和沙莎就去买了十斤糖果,放在门卫老赵那里,让他代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老赵比我们幽默,他在分房方案旁贴了一张告示,再将糖果置于告示下面,让局里的人自己随意取。好多人一边吃糖,一边看着分房方案,一边说我和沙莎登记结婚真是时候。

我同沙莎登记结婚,在局里的反应远远大于在我内心的反应。我同沙莎还像以前一样,各人上各人的班,各人下各人的班。甚至连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典礼也没在一起商量。每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办公楼前小吃摊上吃热干面过早,然后一道进电梯上楼。赶上电梯里只有我俩时,我们会走到一块,相互捏捏对方的手。这惟一的身体接触,一点也不能激起我对沙莎的欲望,那感觉就像在武汉商场门口,碰见熟人握握手一样。回到老租界里的那间屋子,面对因为我要搬走而格外高兴的韩丁,我有时会有一种念头,想强暴非要有两室一厅以上房子才肯嫁给我的师思。对于沙莎,我一直没有兴趣。

我们之间直到结婚时,也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

在师思从北京回来的前几天,主编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同我谈杂志的事,一开口才知道是代表局里,就分房问题同我谈话。他劝我不要搀和分房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同沙莎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房子,这样太功利,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当面打了一个电话给沙莎,将主编的话说给她听。沙莎要我告诉主编,就说自己若是想娶局长的女儿,准保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没有挂断电话,拿着话筒,照本宣科地对主编转述一遍。这副样子让主编将准备好的许多话全噎了回去。他让我放下电话,换一副面孔,对我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我听了一下午,终于弄明白这套分房方案其实是为局长的女儿一个人制定的。办公室的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后,刚好将局长的女儿算计成符合分房条件的最后一个。那时,他们没料到我和沙莎会从中插一杠子。我们一进到这个体系后,局长的女儿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弄明白后,我对主编说,这个腐败我反定了。

说到后来,主编问我知不知道师思的行踪。他虽然加了一句“这家伙太不像话”来表达自己领导人的大公无私意图,我还是觉察到他对师思的特殊关切。我其实并不知道师思在外的一点情形,我故意说师思上午还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细细感受这话对主编的伤害情况。

我特别希望给我们的房子能在师思回来之前分下来,我怕自己在面对师思时,最终会改变主意。自从与沙莎登记结婚以来,在内心深处反倒淤积成一个对师思的情结。我特别清楚,那张婚姻的营业执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了感情,连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只要我一否认,它就得完蛋。

然而,我必须在繁华的大武汉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家庭。我的名片上不能长久地只能印着呼机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不太羡慕别人名片上的职称和职务,让我心动的总是那些电话号码后面括弧中的字母H。

好像沙莎也明白这一点,她比我更急。当着面她总叫我放心,汉江的水跑不脱是要流进长江的。这句话只有沙莎才说,连师思都不说。汉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的。天下只有浑水往清水里搀的事,哪有那么傻的人,将自己的清水硬搀进浑水里。离开我,沙莎独自同行政科的人急了两次。人事处长也出面给行政科的人打了一次电话。这些行动还未见效果,师思便从北京回来了。

师思回来的消息,大家是从主编脸上读出来的。师思从机场直奔杂志社,她一进办公室便冲着我们大笑,然后伸过手要同我握一握,说是恭喜我双喜临门。她在老赵的门卫室旁的墙上,看到了分房人员名单。这时,我也顾不了什么,扭头便往楼下跑。

师思在身后酸酸地说:“别笑歪了嘴。”

出了电梯,果然见到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两大张湿漉漉的白纸。我和沙莎的名字在白纸上被连在一起,沙莎的名字在前,在那之后的括弧里写着我的名字,使我成了自由市场上买排骨必须搭上的烂骨头。以同一个从没表示过爱的女人结婚为代价,换来的房子,坐落在花桥小区里。它在老赵和王婶的家隔壁,目前的房主还是财务处的牛会计。

我一时有些懵,直到老赵将一支烟塞到我嘴里,我才醒过来。老赵说:“我们要成邻居了!”

我望望白纸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住新房子?”

老赵替我点上烟后才说:“我就愿意住旧房子,新房搞不好就会让人伤心伤感。”

老赵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搀了他一把,让他回到门卫室后,终于忍不住说:“你咳嗽的声音不对,是不是肺上有毛病?”

老赵说:“你放心!我看过医书,这种年纪患了肺结核,也不会传染。”

沙莎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响声出现在老赵的窗口。她对着那张白纸看了足足十分钟,直到将所有人的房子都记住才走过来。

沙莎说:“我不太满意。你呢?”

不知为什么,我像报复谁似的。我说:“阴谋得逞了,有什么不满意的。”

沙莎说:“能这样想当然好。我同牛会计说一下,明天抽空过去看看。”

沙莎走后,老赵对我说:“你找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有点像我家的老钱。”

我搞不懂他这话是褒还是贬,便说:“搞人事工作的,个个貌似深沉。”

这天下午下班时,主编让杂志社的人都别走。大家先去圣诞酒店吃晚饭,然后又让师思选了往事温柔酒吧。大家乱纷纷地坐了半夜,只有主编一个人高兴。到买单分手时,师思没有同主编一起打的走,弄得主编也不高兴。他真真假假地说我们都是狼心狗肺的家伙。还说等杂志社自己有钱了,像“猫头鹰”那样自己盖楼买楼,看谁还敢不买他的面子。

师思自己叫了一辆麻木往六渡桥方向走。我依然是徒步往回走。半路上,我收到沙莎给呼机的一条留言:玩得开心吗?

还没到住处门口,老远就看见窗户里灯光通明。等到我开门进去时,发现师思已和衣躺在我的床上。韩丁见我回来长吁一口气,说自己正不知该怎么办好。我上前拍了拍师思的后脑勺,师思没有睬我。我只好挤到韩丁的床上。

师思照例天一亮就走了。除了她留下被窝里的体香,我连一句话也没捞着。

我出门时,韩丁递给我一只红包,说是祝贺我结婚了。我收过红包后再告诉他,我无权将这屋子百分之五十的使用权送给他。

见到沙莎时,她出乎意料地说:“你有些忧伤!”

我一愣后才回答:“已经到了围城门口,当然有反应。”

沙莎难得一见地笑起来说:“这几天你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世纪末的感觉!”

我突然发现沙莎脖子上没有戴丝巾,浑圆与白嫩的肌肤让我心里有史以来头一回动了一下。

走进办公室后,我只来得及朝师思看上三眼,主编就出现了。他一说话,满屋的人都能闻见他嘴里刚吃过热干面留下的芝麻酱香味。主编说提前开个编前会。大家赶紧起身纷纷往自己茶杯里倒开水,然后,女孩们又拿出抽屉里的小镜子,将自己的眉毛与嘴唇重新伪装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马上发现师思的化妆品又换了品牌。主编和我作为男人,对女孩在办公室里的这些特权,总是极有耐心地欣赏着。女孩有的拿过化妆品,有的将师思扯到窗口,捧着她的脸蛋,像是校对清样上的错别字一样,半是认真半是挑剔地端详着。她们一闹,半小时就过去了。主编终于咳嗽一声,声明自己不得不做职业杀手,谋杀女孩们的业余爱好。一个女孩角香水瓶朝着主编喷了一下。师思马上叫起来,说只这一下,少说也去了两元钱。我忍不住说了句,回头让主编赔你一瓶。见师思眼角的光泽不对,我又补上一句,让师思将买香水的发票交给主编签字报销。师思冷冷地说,她从来不用香水,这香水是配卖的。

编前会终于进入正题。除了老一套以外,新鲜事有两件,一是“猫头鹰”在向我们施杀手锏,他们用月薪万元的物质因素,将长期为我们杂志主持心理咨询专栏的董博士挖走了。主编念了董博士的辞职信。虽然书读多了的人不免呆里呆气,但他倒也坦率,不像别人遮遮盖盖。谈到钱对他的重要性时,还有几分让人心酸。心理咨询专栏是我们杂志惟一超过“猫头鹰”的地方,“猫头鹰”抢走董博士,实际上是在动手掐我们的脖子。第二件事是局长正式发话了,从这一期开始,杂志上必须期期有反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文章,而且还必须是重头的,不能蜻蜓点水。主编刚说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师思就发表不同意见,说人家正忙着结婚,杂志社的事再重要也不能耽误人家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好事。师思自己将这事揽走了。这是师思在我搬进花桥小区那套二手房子之前,惟一一次正面提起我的婚事。对于第一件事,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提议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将董博士请回来。师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到“猫头鹰”的十分之一,作为对手,他们这么做是明目张胆地同我们较量,打钱仗,我们必输无疑。其他人更不同意,个个都说自己只要一万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比董博士在的时候好。最后,主编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这话,一下子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

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

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整个身姿的韵味都有些显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最近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惶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师思一走,正好让我静下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问题。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城市生活全部内容都已成了一所房子。我想找个人说一说,找来找去,最后选定的还是韩丁。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

说到后来,成了我劝董博士。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海洛因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

沙莎在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

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往花桥小区去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装修过。我几乎说出我们只需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她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沙莎笑而不答。

依我所想,对这套房子应该是满意的。

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趁机进来凑热闹。王婶公开地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钱主任则说,她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支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支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迸出一排笑纹。王婶家里则是实实在在的恩爱,她同汪总的各种亲昵姿势,用照片展示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里,使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能放出光芒来。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对沙莎的欲望。

6

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1994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几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体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1994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的那些老汉口的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是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轻微的狐臭。当时主编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她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王婶知不知道我的住处分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一称“人才”。主编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就窥视着时机。想同我结婚。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同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只是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作了让步,而是那个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叙这段往事,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主人。自从我有了安身之所,同沙莎就没再相交。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一带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下了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直奔沙莎而来。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裸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作了报导。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他感觉。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铁窨盖飞起来后,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两旁的花桥小区里。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十元钱。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十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数可能是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个好样的。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之后,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房子的装修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结婚的头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人都咬定我们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左右。但是武汉本地的同事却没有估到这么高价位,尤其是现在成了邻居的王婶,她一口咬定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要说的说完,要做的做完。”

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支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说我这么说可不好。还说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支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

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有机会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沙莎不让我送,她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玩。还是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时,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呆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在我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

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

我突然问:“今晚你是不是又不能回家?”

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啦叽的。”

师思将酒杯一下子喝空了一大半,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

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

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嫉,今天上午他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

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想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让女招待送了两次纸巾过来。周围有人不时抽空欣赏一下师思伤情的样子。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想着为何女孩哭时那么动人的话题。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

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

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若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下兜着走。”

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

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麻木”的下岗夫妇。

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

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递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手有些颤抖。

我说:“你怎么啦?”

师思说:“我一见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

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

我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向她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吻她。第二个要求是渴望吻她。第三个要求是盼望吻她。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她回答说可以贵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

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打避孕套。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到一起也不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弄得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性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发情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做爱所作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惟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的呻吟正痛苦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呆了三天没出门。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床上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一下,沙莎从前下班后是怎么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做爱而同我作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自慰行为。这些天的做爱,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用这种声音第一次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决定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就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支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

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

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乘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随后卖花的老太太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我认真地说:“爱情是年轻时美丽,婚姻是老来美丽。”

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

那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我们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爱怜来。除了身体器质反应外,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心动。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床上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知道这时已是上午九点光景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一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她端上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沙莎的几个中学同学上门来贺喜,沙莎不无得意地将我买热干面的经过说给她们听。一个女同学说,找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做丈夫,最大的好处是说话算话,令行禁止。她说自己的姐夫就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读了研究生,三年前没条件用洗衣机时,做姐夫的还是用手给她搓洗内裤。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骚扰。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这屋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也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一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呼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呼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写着她教过的话的纸放在电话机旁。我大声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刚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她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两个手指一抠,一大叠百元人民币立即露出那熟悉而可爱的面容。

7

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的新婚。信中说,哪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走走,他们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一对离婚五年的夫妻,用假名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当年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她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我们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婊子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的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婊子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这时楼上楼下的人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笑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她的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小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

王婶说:“告诉你,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

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我家的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

汪总笑了一下说:“够是够,但那是同鸡的玩法,玩情人这样可不行。”

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

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

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

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

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

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了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支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相信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不定就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头上来。我只能对沙莎说,我相信是王婶多疑了。

沙莎说:“你们男人总是偏袒男人。”

我说:“女人还不是这样。”

沙莎又说:“你们一定觉得王婶这样做太过分了。有句话我要先告诉你,你若是像汪总这样对待我,我就杀了你!”

她说话语气很平静。我摸了摸她的脉搏,速律很均匀。

半夜里,沙莎将我弄醒。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提醒她别忘了医嘱。沙莎要我进去后别动。她心里慌,想这样。我本想就这样依她。但后来我们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沙莎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谁叫我们正年轻哩!

事实上,沙莎的蜜月病并没有恶化。包括大夫的吩咐,世上很多前人的经验之谈,其实是危言耸听。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见王婶说了句类似的话:“趁我们还年轻,赶紧从头再来!”王婶将门摔得山响,整栋楼都颤抖起来,她下楼的脚步声像有一次送煤气的工人,不小心将煤气罐掉在楼梯上,轰隆隆地滚落的动静。

连续吵了几天几夜后,王婶和汪总终于协议离婚了。他们办完离婚手续,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

上班的第一天,师思就同我吵了一架。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校样上我将一处“唯一”圈出来,改成“惟一”。师思将它复原后,我又改过来了。旁边的女孩帮忙查字典,证明是我对。师思硬说这是约定俗成。后来我想惟一这词在特定心情下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师思就同我红了脸,还将几本杂志朝我摔过来。好在这时我已意味到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我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时,自语了一句:谁叫我是男人哩。

我们刚吵完,沙莎突然出现在门口,她是来专门告诉我,王婶和汪总离婚了。

沙莎的神情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愁。问起来,她又没有东西可说。

杂志社的男女都说我变憔悴了。他们隐去另外一句话:我纵欲过度了。对于我的记忆,新婚这一段,除了纵欲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我抽空往“猫头鹰”那边打了个电话,感谢他们对我的祝福。然后约了去拿美元的时间。这天中午,主编在圣诞酒店宴请从北京开完文代会的几个人。主编被酒灌得红光满面后,整个下午都在师思对面架着二郎腿,吹嘘刚刚听来的北京方面的故事。他说朱镕基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界的人作了个形势报告,要大家将手头的钱管紧点,包括银行在内,许多人其实是在挥霍老百姓的存款。我忍不住插嘴说,他今天中午请客也是在挥霍全杂志社人的存款。

师思出其不意地说:“不同他们联络感情,谁给我们写文章!”她的神色很冷峻。

我被师思的态度震住了。

主编得以继续侃下去。我看得出师思是在装模作样地倾听。

师思不仅在编辑们的大办公室里倾听,还不时跑到主编的小办公室去倾听。据同事们反映,这种情形从我请假度蜜月时就开始了。有人听见他们似乎是在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杂志上做广告的事。

没几天,九七年第一期杂志的样刊出来了,除了封底全部印着黄鹤山庄的房产广告以外,在八十一页和八十二页的征婚广告前面的七十九与八十页上,还登着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报告文学,作者的名字是莫思。主编姓莫,这个笔名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他与师思合作写的。杂志社的人在议论,这个广告将占据杂志九七年所有的封底。大家心里像是有话,但说不出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从武汉关坐轮渡过江直奔“猫头鹰”而去。“猫头鹰”办公地点在胭脂路一带,我们总是讥笑他们选了个风水宝地。在这个“娼盛”的年头,杂志上任何一点有关色情的暗示,都是潜在的卖点。只有我们杂志还这么笨,连老赵那五好家庭的事迹都敢登。接待我的是他们的副总编。我一直瞧不起这人,从前他是一个县里的兽医,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新闻稿,后被人揭发其中大部分是假新闻。没想到聘到这儿后,反倒如鱼得水,并成了他们这几年大发展的头等功臣。他坦言告诉我,按照规定,这样的贺礼是给自己的员工或者是在外的秘密通讯员。他将一张百元美钞放在一份空白协议书上,希望我签约,成为他们秘密网络中的一员。他还告诉我,只要我签约,今后无论我有没有为他们做事,每月都可以领到一百美元津贴。我突然觉得这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招募雇员。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时半刻不知如何是好。最终我才说,自己得认真考虑一下。

我空手走到门口,忽然看见韩丁正往台阶上爬。一时间两个人都愣住了。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们点一下头,就各自走开。三天前,我还在街上碰见过韩丁,那时他的神情很正常,此刻却瘦得厉害,见人连眨眼的精气神都没有了。回到轮渡上,听到几个人在议论,今天早上股市一开盘,便狂泻不止,深圳那边已有人跳楼自杀了。由此,我判断韩丁是去找董博士作心理咨询。否则,以他对手中那笔钱的看重,很难熬过此关。

沙莎对我没有将美元拿回来大为不满,她是那么渴望能见识一下美元。她认为我的感情还有问题,不然,我就会将那张美钞像玫瑰花一样献给她。

她生气时,我只好下厨房。几样菜端上来,沙莎就开始挑剔说:“肉淡了!”一会儿又说:“鱼咸了!”

我很平常地说:“这就对了,淡肉咸鱼,还合口味!”

沙莎说:“你心里在厚此薄彼。”

我说:“看来你只有吃热干面的命。”

沙莎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出门去。等她再回来时,浑身上下全是热干面的味道。她进门之际,电话铃响了。我刚将话筒拿起来就被她劈手夺过去。她很派地对着话筒嗯了一阵,最后似乎是不情愿地说:“你来吧!”挂断电话,沙莎将曾经吩咐过的话又吩咐了一遍。

在她躲进卧室后,一个叫方老板的人敲门进来。我刚给他点上烟,沙莎就在卧室里呼我。随后一切如故。送走方老板后,沙莎在她特意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夹里,找到一只比王经理留下的信封更厚的一只信封。

我还是要求沙莎说明这是怎么回事。

沙莎用女人特有的专横样子,要我别问。

8

封底的房地产广告已发了六次。师思还是不理我。除了工作上的事必须说话以外,平常我们的目光从未碰到一起过。杂志社内部已开始有传闻,说是黄鹤山庄送了一套房子给杂志社作为广告费。我们一算账,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十二期的广告做下来,费用是可以买一套房子。

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心惊肉跳,杂志下半年的征订数整整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三万份,如果再降下去就得亏本了。对外,我们仍然号称发行二十万,但是,已有几次在同广告客户谈起这个数字时,我们露出了心虚的迹象。除了宴请上面来的领导,主编已不常去圣诞酒店签单,要去也只是带上师思。

天气又热起来。我想起搁在老租界那间房子里的箱子中,还有一件真维斯T恤可以穿。沙莎知道后,便催我过去看看,有有用的东西,可一并拿回来。趁午休时间,我和沙莎一齐去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女人说话。这么热的天,气象预报已连续三天报了三十九度,韩丁还可以关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干好事,也算是让我见识了。关键还在于对方女人也是厉害角色。这种功夫非在巷子里长大的女孩莫属。我正犹豫时,沙莎毫不客气地上去用脚尖踢了两下门。门一响,竟自己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同韩丁面对面坐着的是楼下的女邻居。韩丁看了我们一眼,迅速收起桌上的纸笔和小录音机。

女邻居不想掩饰,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请小韩帮忙写回忆录哩!”

沙莎抢先说:“这太好了。现在最赚钱的就是写回忆录。你是不是同哪个明星浪漫过。”

女邻居说:“没有。不过,这书一发表,我不就成了再就业明星?”

我同韩丁自那次碰面后,便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请了长假。我以为他有生命危险。哪知股市上全是垃圾,他却长得又白又胖。

我说:“你的股票怎么样?”

韩丁说:“还好,比卫生纸值钱。不然早揩了屁股。”

我说:“你是不是也改了行吃文字饭?真能在发行量大的杂志谋个差事,三年内弄套房子没问题。”

韩丁说:“我都快死心了。现在的房价,最少也要十万。除非上医院去卖肾才行。”

见女邻居离得比较远,我连忙小声问:“你怎么同她搞到一起了?”

韩丁说:“你当我是新贵?像我这样的大学生现在连当年的右派都不如。”

韩丁有些躲闪。

我的东西还放在原地没动,满是灰尘的枕头上甚至还留着师思的几根头发。

我拎上那只皮箱就走,沙莎看了看床上的铺盖,说了句什么,也跟着出了门。虽然是正午,可马路上比那屋里舒适些。在路上我提议给家里装只空调,沙莎同意后,又说还差点钱。

夜里的电扇一直开着三档,但那风又硬又热,将汗吹到一起,干成一个个的灰球。听着别人家的空调机嗡嗡作响,我抱怨说都是那些人将武汉蒸熟了。沙莎要我别再像个专好杀富济贫的无产阶级,在心理上要向中产阶级靠拢,起码要像个标准的市民。我没再吱声,一说话身上就会冒汗。

沙莎突然说:“现在连狗都敢写回忆录。”

我说:“这是对的。人对狗的兴趣大于对同类的兴趣。有兴趣就有市场。”

沙莎说:“你们杂志的市场是厕所。”

我说,“你错了。主要卖点是在小吃摊上给人包油条油饼!”

沙莎说:“我看你得早点找个退路。你们半年没向局里交利润,局长都烦了。”

我说:“是不是也想我去写回忆录。”

沙莎咯咯地笑起来。我还没见她这么笑过,情绪里一下子有了欲望。我们先去卫生间里冲了个凉。当我建议就在水龙头下面玩时,沙莎惊讶地说:“这行吗?”不过她还是接受了。在一片水哗哗的声音中,她用力地告诉我,必须尽快弄到一台空调,当她开始亢奋时,突然叫了声,“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天气终于变了些。气温从三十九度降到三十八度时,我们赶紧松了一口气。气温下降的这天傍晚,王婶家传来一个男人的叫门声,沙莎一下子就听出是汪总。汪总叫了半天,王婶就是不理睬。最后汪总大声说,他买了一台空调就在门外,请王婶自己开门出来拿。我打开门,汪总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地上去替他叫门,并说:“王婶,你开门吧,我帮你将空调扛进去。”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汪总扛着副机挡着脸钻进屋里,我将主机拎起来,刚进屋就听见王婶叫汪总滚出去,她不是发廊小姐。汪总几乎是哀求地说,这半年他像丧家之犬一样,没过一天人日子,他要王婶让他住在家里,这样王婶也好看他的表现如何。王婶不为所动,反说一定是外面天热,洗桑拿的地方关了门,汪总找不到去处,才又想起这儿的。汪总将一只存折放到王婶面前,他半年时间存了九千多块钱。我赶忙帮一句,说如果真是花天酒地,这点钱连一个月都不够花。王婶总算叹起气来,她知道汪总不是国家干部,没人替他买单,她也看得出汪总为攒这点钱,人都饿瘦了。但是她不能原谅那个小黄在这屋里放肆。说了半天,王婶将东西都收下,汪总还是得走。

不过汪总走时已不像是丧家之犬了。

汪总刚走,沙莎就喊我回家。她高兴地说马上有人送空调来,她要我还像从前那样去做。她将电扇搬进卧室。

半个小时后,来了叫李厂长的人。李厂长空手进来,见我一个人在客厅,就反客为主地说:“我家也是这样,天热时女人穿得少,有客来就躲进里屋。我不坐了,你随我到楼下将空调搬上来。这东西自己搬才不扎眼。”李厂长还冲着里屋大声说:“刘会计,你别出来,让你先生张罗。”

听着这话我心里一愣一愣的。我还是跟随李厂长走到楼下的马路边,从一辆桑塔纳的后备箱里取出两只纸箱。纸箱上的“美的”字样同汪总送给王婶的一模一样。

桑塔纳走后,我正想拎起这两只纸箱,沙莎突然出现了。她二话没说就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让我将空调搬上车。我见出租车往唐家墩方向开,以为她这是准备将空调送给娘家。谁知出租车停在新华下路旁的一家家电商店门口。沙莎让我将空调搬下来,跟着她。我扛着主机,拎着副机,汗水都快将自己淹没了。进了商店,一抬头不见沙莎人影。等了一会,她才同一个男人走过来。男人同柜台的售货员说了几句,然后又让我扛上另一套美的空调回到马路上。

这么一折腾后,虽然是空调,我也有些烦。到家后我逼问沙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厂长在这屋里喊她会计。

沙莎比我还狠,她说:“人家的舌头长在人家嘴里,想怎么喊,谁管得了。又不是张志新,你能割她的喉咙!”

我说:“你这样做要出事的。别拉上我。”

沙莎说:“那我,我们立个协议,这屋里的一切都归我,责任也由我来承担。”

我瞪了她一眼说:“你以为法律相信这个!”

这时,汪总又在外面叫王婶的门。这次他是带了安装工来。王婶仍然磨蹭着不肯开门。这期间我们趁机叫汪总让他的安装工将我家的空调也安上。

钱主任和老赵也听到动静,他俩看了我们的空调后,说还是分体机好,他们的空调是窗机,开起来像是跑久了的公共汽车。钱主任后来又后悔,说窗机有窗机的好处,不比分体,说多了不吉利。年轻人爱用分体机,所以分手的也多。

王婶将门打开后,只让安装工进去。

汪总坐在我家里,刚说了两句话,怀里的手机就响了。听他同对方说话的口气,就知道那是个女孩。不过依照经验来判断,他们的关系还不算暧昧。汪总收了手机,无奈地说,干他这一行,免不了受女孩的骚扰。我说,所以,能做他老婆的人,一定要免疫力特别强。

沙莎和钱主任都去王婶家里看热闹。老赵放着家里的空调不享受,到我家里陪着我们闷闷地坐着,要出声时一定是咳嗽。

汪总说:“当初别人劝我找武汉女人做老婆要慎重,她们的性子,有时会让人受不了,到想离开时,又丢不了。一个人过了半年,真的越来越觉得这话有理。”

老赵冷不防说了句:“到死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了。”

我一走神,不由得想起了沙莎。过上半年的日子后,真的对她有些依恋了。

汪总要我们给他拿主意。我们真的有了主意。等到安装工上我家后,我们就将王婶叫出来,然后让汪总进屋脱光了躺在床上,将衣服交给我们藏着。计划很快就做成了。沙莎指挥着将空调装好,试机成功后,就没有关上。等到屋里只剩下我和沙莎时,我差一点对她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有此凉爽的空间,而且是在这个城市里,我怎能不激动。十几分钟后,沙莎就开始喊凉。她想将温度调到二十六。我不同意,说二十二到二十四,是神龙公司的那些法国专家在合同中规定的室温,既然是空调就得按空调的品位来享受。沙莎第一次听了我的。当然我有本事让她身上发烧。

沙莎身上终于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电话铃忽然响了。沙莎破例让我接。拿起话筒,听到的却是汪总的声音。他要我赶紧将衣服送到楼顶上。

放下沙莎,我抱着汪总的衣服爬上楼顶。只见汪总披着一面床单蹲在角落里。他将短裤穿好后才告诉我,本来王婶心已软了,偏偏不知哪个女孩打手机找他,王婶听见女孩的声音后,扔了一张床单,让他裹上滚蛋。

我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告诉他爱情可以追寻,婚姻则完全是命运安排的。汪总穿上衣服,让我将床单还给王婶,他什么也没说就下楼走了。

回到屋里,沙莎听了我最简短的叙述后,脸上毫无表情,隔了一阵才问我想不想继续。我说不想,她就跑到客厅里,将电视机抱进房里一个人看起来。后来她还伸长腿让我给她修修脚趾甲。

第二天上班后,老赵将电话打到办公室,让我去他那里一趟。我去了门卫室后,老赵问我昨晚是不是有个姓李的厂长上家里来过。见我点头承认了,老赵就提醒我小心点。这人从前同他做邻居,是个心狠手也狠的家伙,凡是他给了别人的好处,回收时没有十倍的效益,他就同人翻脸。

从老赵那里出来时,我看见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在门口张望。她刚要往里走,又突然匆匆离去。一会儿钱主任出现了。看见钱主任,还要咳嗽的老赵连忙将嘴巴捂住。钱主任专门给老赵送热干面来。热干面是她亲手做的,她说老赵一辈子就喜欢吃她亲手做的热干面。

我径直到九楼找沙莎。一出电梯就听见她用软软的武汉话在向谁发嗲,进门后才发现是局长。局长的模样像是已不计较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了。沙莎后来告诉我,局长是来告诉人事处,弄一个名单,然后安排这些人到鸡公山和九宫山去避暑疗养一阵。局长问了我杂志社的事,我知道他是礼节性的,所以就礼节性地回答几句。

趁着没人,我将老赵的话对沙莎说了。沙莎像六渡桥一带摆地摊的女人,见到巡警来也只是不慌不忙地一卷货物,走到旁边避一避。她眨一下眼,让我放心,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光明正大的。

她盯着我说了句:“我们现在是相依为命,对不对?”

我说:“我怕你腐败了。”

她说:“腐败要有资格,我还不够格。”

离开沙莎,我在电梯里碰见师思。她眼圈有些红肿。电梯到站后,见她不动,我愣了愣,随后将电梯门关上,然后电梯爬上顶楼,在那儿我将电梯门用脚顶住,不让它运行。这时我问师思怎么啦,师思抱着一摞校样,偎在角落里不肯说话,也不见流泪。

我说:“你一定有事。发生什么了?”

好半天后,师思才说:“我要坐牢了。”说完,她走出电梯,顺着安全梯往回走。

9

我还没从师思的话中清醒过来,就得到父母亲双双从黄州来武汉找我的消息。来不及通知沙莎,我赶到新华路长途车站接他们。父亲站在车站门口,一只手紧紧牵着他那从未来过武汉的妻子。看到我时,他惊喜一下,马上就沉下脸。只有我的母亲仍看着我像当年从她体内脱落出来时一样,笑得合不拢嘴。在出租车里,父亲迫不及待地训斥我,连结婚这大的事都不同家里说,弄得他们很被动。对此,我无话可说。幸亏他们对我和沙莎的房子比较满意。特别是母亲,她望着正在制冷的空调怔了一会后,告诉我,能在武汉安这样一个家不容易,要知足。她还摸着沙莎的照片说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姑娘,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

沙莎知道消息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来了。她对我的父母比对自己的父母客气多了,都能与我们交欢时的温柔相比。沙莎回来的路上,已顺带将菜买回来。武汉女孩就有这个本事,越忙越能显出她的思路清晰,想让她犯糊涂,除非有本事灌她三小瓶黄鹤楼酒。

我母亲也是个好婆婆,见到沙莎就夸个不停。甚至不惜说她讲的武汉话比黄州话好听。对于沙莎做的菜,母亲更不惜溢美之词,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酸辣豆芽和豆瓣喜头鱼,就连一碗普通的蕃茄蛋汤也称赞了两次。母亲当然不忘顺带说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几样菜。沙莎极有耐心地听着我母亲的唠叨。不过,她还是不留情面地拒绝了母亲想去她家看看的要求,尽管当时母亲刚送给她一枚金戒指。

母亲和父亲在这儿的时候,钱主任带着老赵上家里坐过两次。邻居家串门,这在城市里已经是不多见了。钱主任这样做显得有些反常。钱主任第二次来串门时,还带上自己煨的一罐藕汤。母亲临回黄州时,特地嘱咐我,要关心一下邻居老赵,他和钱主任一起过得并不幸福。

沙莎待我父母应该说不错。她力主将装了空调的房间让给我父母睡。我们睡另一间房。刚享受过空调的舒适,回头再用电扇,号称不怕热的沙莎也受不了。父亲和母亲只在我们这里住了两晚上。第三天中午,沙莎回来吃饭时,发现自己的唇膏被人用过。本来好好的,她一下子就变了脸,毫不客气地说:“妈,你要用唇膏我可以另买一支给你,别用我的。唇膏是不能共用的。”母亲当即麻木了。沙莎说出来的这些文字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串起这些字的语气。沙莎同师思都一样,急促起来,语气吓人不说,连眉眼都会竖起来。

下午四点,父亲在新华路长途车站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钥匙已放在茶几上,门已反锁好了,家里有事,他们得急着回去。我知道这些全是因为那唇膏。下班后,我当着沙莎的面将那支唇膏扔进锅里,恶狠狠地要熬一锅汤灌进沙莎肚子里。沙莎一点不含糊,舀了一碗汤便要喝,见这样子我又软了。

刚好这时,老赵不知为什么在门外独自说了句:“谁叫我是男人!”

夜里汪总又来求情,沙莎让我将老赵叫上,在家里开了一桌麻将。沙莎说这是照我母亲的意思办的,让老赵幸福一点。沙莎的意思也对,无论在这个城市的哪儿,碰到有人叫痛苦之后,必定还要补上一句:三天没摸麻将了!

从此老赵天天晚上上我家来,很少同钱主任一道出门去散步。这样玩了十几场。有天晚上,还没到十一点,老赵突然捂着嘴跑进卫生间。他在里面呆了十来分钟。汪总这时正抓着一副好牌,豪华硬七对已听和了,他急着催了几次,要老赵快点。老赵出来时,脸上挂着一副凄惨的微笑,他对我们说:“好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一坐下,他就将一只东风放出来,并说:“汪总,成全你了,也算我积一回德。”汪总愣了愣后,还是将牌推倒和了。他还是单吊东风。偶尔过来冷冷看几眼的王婶也忍不住笑了。钱主任则不高兴,她起身去上卫生间,刚一进门就惨叫起来。

卫生间地面上全是血。

老赵像是得意地说:“是我吐的!”

我、汪总、还有钱主任,七手八脚地将老赵送到二医院。大夫当即就让老赵留下住院治疗。到第三天,诊断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医院没办法了,钱主任只好将老赵接回来,餐餐做好吃的给老赵吃。

由老赵的脸色自然想到师思。我几次叫她上医院去查一下,她都不理。从在电梯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后,她又像观音菩萨像一样对我。

星期五的早上,我和沙莎在办公楼前的小吃摊上吃热干面,晚来一步的师思出乎意料地抢着将我们的钱给付了。然后说:“我若是去坐牢,请你们常去看看。”

师思先上楼去了。我问沙莎是怎么回事,沙莎告诉我,局里已查清了,师思同主编一起,利用给黄鹤山庄做广告的机会,接受了对方的一套住宅。主编将它偷偷给了师思。作为回报,师思当然献出了自己的秀色。

见我作不出反应,沙莎说:“这家的热干面做水了,以后我们不在这儿吃。”

我突然责怪起沙莎来:“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别太将那破纪律当回事!”

上午九点,局纪检组的人来杂志社开会,他们庄严宣布将那套房子收归局里,然后统一分配,对主编和师思只是给了个行政记过处分。宣布完后,他们问主编和师思有什么意见。主编说了一通让人肉麻的话。

轮到师思,她说:“我希望局里能将这套房子分给局长的女儿。”

师思用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叠了一只小房子,再用拳头将它砸扁。

我跳出来说:“我支持师思的建议,现在到处都在流行这样的分房原则,希望我们局不要例外。”

杂志社的人全都狡猾地笑起来。

我的话当天就在楼上楼下流传开了。下班回家,没想到沙莎表扬了我,说我终于有几分像武汉人,嘴巴上特别来劲。

嘴巴再厉害终归还是嘴巴,永远比不上屁股,屁股坐准了,那才是真厉害。被局里收去的房子,当天下午就被分给了上次分房的第二十一名,局长的女儿。看着那张光明磊落的告示,大家都无话可说。只有师思自己嘟哝一句:举贤不避亲。

星期六一早,沙莎就同老赵他们一道去鸡公山避暑。老赵自己坚决要求去,局里见他不像个晚期癌症病人,就同意他去。沙莎的名额是处长让给她的。临出门时,沙莎只叮嘱我一件事,有陌生人打电话找到家里,什么也不要多说,让对方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局里的车在楼下等着,我送沙莎上车时,钱主任在马路边对老赵一声声地嘱咐。车上的人都笑话,人到老了方知爱情甜蜜。

刚刚回到屋里,门铃就响了。我以为是缠绵的钱主任有话想跟我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的竟是师思。

师思进屋后,自己打开冰箱,将一大瓶可乐咕咕地灌进去大半,放在桌上的那碗我给自己准备的绿豆稀饭,也被她端起来就喝下去。我在一旁问她怎么了,她也顾不上回答。

放下碗,她就往卧室里钻,嘴里说:“我想睡觉!”

卧室的地上还有昨晚我同沙莎用过的卫生纸。师思视而不见,她一下子趴在我用的枕头上,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句“将空调打开”,就睡着了。我怔了一会后,开始收拾夫妻间不可示人的那些东西。并抽空打量着师思:师思的皮凉鞋很脏,不仅有干泥巴,还有湿泥巴。纯棉白色短裙的后面,有一大块被青草染成的绿渍。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比男孩子照顾得还差,眼窝肿肿的,还有泪痕。房子收拾整齐后,我站在床前,犹豫着思忖该不该将那双脏鞋脱下来。就在我下决心将那脏鞋脱下来时,呼机突然响了。我伸出去的手一哆嗦,响起来的呼机是师思的。我回到客厅,从那只红色拎包里取出呼机,将按键按了一下,显示屏上出现一排字:师小姐,有位女士骚扰你,按规定我们没有呼你,谢谢你对本台的信任。十分钟后,呼机又响了,这次是给语言信箱留言,那呼叫的电话号码是主编家里的。师思的呼机每隔十分钟就响一次。每次都是那个号码。我试着打过去问主编在不在家,一个女人凶恶地说他得艾滋病被隔离了。我明白那边东窗事发了。

我找出一只夹子夹住自己的鼻子,然后又拨通主编家的电话。我说:“是不是你在骚扰师思,告诉你,我是她的男朋友。你丈夫不是个好东西,老子要将他阉了。还有,听说你的女儿很漂亮,都十六了吧,小心我将她弄到南边去当小姐,真是搞邪了。”没等说完我就将电话重重地挂上了。

坐在沙发上,从卧室门口吹来的冷气也压不下我身上的燥热,我明白自己这是真的生气了。

外面又有人来,开门后,进来的是钱主任和王婶。他们没有事,就是想来串门坐坐。我以为她们知道我屋里有别的女人,仔细观察,根本找不到她们有疑心的样子。钱主任先聊起师思。她是从沙莎那儿听说的。钱主任手头上掌握着一个条件蛮高的男性征婚者,学位是博士。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忙从中搭个线。我一口拒绝了,并劝她别浪费精力,师思心气很高,不会去她那里应征。钱主任反复劝我,声称不少男女开始都瞧不起征婚,后来试过了才明白,任何事都是一种缘分。

王婶见钱主任说完,支吾几声后,终于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我那天是不是碰见汪总和小黄在家里进出。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汪总,不该这么出卖我,嘴里承认有此事。

我说:“就只买碗热干面的工夫,不会出事。你别再怀疑了!”

王婶说:“我知道。沙莎只吃解放公园路那儿卖的热干面,这一来一去得半个小时。”

我说:“那是哄沙莎,哪儿的热干面不一样。我是在门外的摊上买的。”

钱主任说:“男人现在怎么都这么滑头。”

王婶说:“那也得十分钟。他那习惯,够了。”

听见我笑起来,王婶一红脸,连忙跑回自己屋里。钱主任也要走,她刚站起来,又捂着胃部蹲在地上。没待我问,她自己说是老胃病发了,平时只顾拼命照顾老赵,老赵一出门,这病就来了。我叹息他们夫妻有病都自己抗着不让对方知道,真是恩爱。钱主任听我说老赵老早就在咳嗽时,一脸诧异说,自己从前怎么就一点也没发觉。钱主任的话让我也诧异起来。

剩下一个人在客厅里,我将师思喝过的可乐倒了一些在嘴里,然后出门去买西瓜。

天热西瓜价钱长了一角,从两角变为三角。卖瓜的人见我没说武汉话,就将瓜价抬到三角五分。我扔下西瓜要走,卖瓜人将长长的砍瓜刀拍得叭叭响,幸好附近的人认识我,他们一吆喝,卖瓜人就软了,说自己下岗后挣点钱不容易,请我原谅。我重又拿起瓜,将钱扔给他,说还有人活得不容易哩。

我将西瓜放进冰箱里,转身再看师思,还像上床时一样趴在床上死睡。师思腋下的拉链像是自动松开了一截,露出一团白嫩的软肉。我心神不定地回到客厅,开始抱着电话到处找人聊天。后来居然在一个同学家里找到韩丁。韩丁说他现在不去想那些股票了,他准备十年后再到交易所看看行情。韩丁要跳槽,对方将他的住房都准备好了。我当然只能祝贺他。正在说话,师思的呼机又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主编的老婆呼她,主编的老婆留言道:原谅我的失态,我明白了,你我都是受害者。

卧室里有动静。师思走出来,拿过呼机看了一眼,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她叫起来:“我要冲个凉。把你的衣服借我穿一下。”

我找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裤衩从门缝里塞进去。我说:“别用别大的化妆品!”

师思说:“我知道,女人的东西自己心里都有数。”

卫生间里的水像是流在我身上。我觉得哪儿都是湿淋淋的。水声停下后,我身上还不见干。师思穿着我的衣服开门出来,我的心绪顿时全被她胸前的两个朦胧的黑点拴住了。师思已将自己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她要我回头帮忙取出来晾干。

师思继续睡她的觉。我搬出西瓜用刀杀了,留下一半,就着花生米和几块酱板鸡,一个人穿着裤衩慢慢地用去一个小时,将它们都吃下去。然后就着困意在铺了竹席的沙发上打起盹来。迷糊中,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被自己的回应声惊醒。屋里没有别人。我走进卧室,猛地看见师思像一只蚕儿那样盘在床上。我下意识退了一步。师思伸出一只手,从空中将我的魂抓过去。恍惚中,我听见师思说,到目前为止,她只欠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她自己。现在,她要偿还这笔债务。在我完全拥起她的身体时,我感到自己正在拥有一份上帝的恩赐,一份自己的神往,还有一份是自己真实的感情。清凉的空调机中喷出的全是润滑剂,一切都是那么轻松,那么舒适,身体内的一切成了流动的渠水那般欢畅。我听到了那种从灵魂里发出的呼唤声。这种声音只在男人女人完全交融时才会产生。疼痛让师思眼角里盈满泪水。我知道在我和师思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什么也不顾忌,宽大的床单上一片片的鲜花开得又红又艳。

师思说:“我只想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需要你了解我。”

我说:“师思,我爱你!”

这句憋了很久的话就这样从我心里迸出来。

师思说:“我也爱你!”

随后的一切,让我们之间开始一场真正的蜜月。我告诉师思,这是自己真正的新婚之夜。师思告诉我,此后的一切与爱情无关。

师思说要走却一直没走。每一次说走之际,就是我们狂欢的开始。师思也没地方可去,自从半个月前她搬进黄鹤山庄的那套房子以后,家里已彻底取消了她在家里的睡觉资格,而她也不愿再回那温度高到差不多可以烧开水泡茶的笼子里去。这样的夏季,谁家里也不愿多添一个人。昨天晚上她一个人在江边呆坐着,就盼今早局里的车早点出发。师思要去我在老租界那儿半间房子的钥匙,她准备在那里住一阵。至于韩丁,她一点不怕。她说韩丁财力不够,像她这样的白领若做鸡,开价当然在千元以上。师思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主编的,她已陪主编玩过武汉所有好玩的地方。

我和师思在家里呆了两天。

星期天傍晚,门锁响了起来。我的头一下子胀得老大。沙莎在我们最不希望她回来的时候回来,所幸的是夏天的衣服穿起来太方便了。让我想不到的是沙莎还能对我们笑。她手头上拎了不少菜。一进门就说她听说家里有客,有意买了猪蹄等可以美容的食品。沙莎客客气气地请师思到厨房帮忙,转眼就做好了一桌菜。她带头喝酒,带头吃肉,饭后还请师思留下来,看上海卫视台重播的“相约星期六”栏目。

师思临走时对我们说:“我现在不欠任何人的了!”

沙莎收起床上的床单,别的都没动。她对我说,她相信师思是讲职业道德的,不会动别的属于她的东西。我不明白沙莎哪来这么大的毅力,她竟然连固有的火辣味都改了,不仅是我与师思的事,就是别的以往会发火的事发生了,她也沉静得可以。惟有两只眼睛充满血丝。

沙莎说:“你了了一桩心愿,现在可以死心塌地同我过日子了。”

我无法回答。

我仍然睡在沙莎的枕边。睡不着时,空调成了废物。

10

那个李厂长又来家里。由于没打招呼,他将沙莎堵在屋里。见到沙莎,李厂长有些傻眼。沙莎给我使眼色,我只好同她一道否认自己见过这个人。李厂长走后,我终于明白,沙莎姓刘,牛会计姓牛。武汉人讲话从来不分刘与牛,刘也是牛,牛也是刘。这些送钱送空调的人,将姓刘的沙莎,当成了姓牛的会计。李厂长留下一句话:“你们搞邪了,想吃我的黑!”

沙莎叫我别慌,向她学习点经验。

我一直猜,在王婶和钱主任两个人中,谁更可能是告密者。

我和沙莎做爱的次数比以前还频繁,而且总是她主动要。可我清楚,没有哪次她是真动情了。她那牛皮一样的嘴唇和干涩的身子,根本就是机械。有天夜里,我们正例行公事时,她突然痉挛起来,捂着胸口,直叫喘不过气来。我顾不上斯文,连忙敲开钱主任的门,找她要速效救心丸。钱主任拿上药后,让我就在她家呆着。她自己去料理沙莎。

老赵从鸡公山疗养回来,脸色更加不好。他当着我的面将钱主任熬给他喝的银耳汤倒进便池里。他告诉我,我同师思的事是钱主任打电话到鸡公山去报信的。他还告诉我,沙莎能这样忍着也是钱主任教的。他还设想钱主任这时一定正在同沙莎说,这是最关键时刻,一定要咬牙挺住。夫妻间该做的事一点也不能少,等真的挺过来后,男人就会死心塌地一辈子在家好好过日子。我问老赵身体怎样,他说他在等一个日子。

钱主任说沙莎没事了,沙莎就真的没事了。

沙莎还妩媚地对我说:“咱们继续吧!”

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行了。

沙莎惊慌几天后,很快买回一台VCD机,另外还从前进四路买回十几盘“顶级”的影碟。她陪着我看,当我又行了时,她流下了眼泪。然后,她真动情了。虽然想法不一样,我们都是由衷高兴。

就在我们高兴的第二天上午,局纪检组的人将我和沙莎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反贪局的人。初见面时大家都很客气。反贪局的人还问沙莎,怎么才两个月没见面就瘦成这样,是不是妊娠反应。我对武汉女人有时真有种说不出的佩服。每当大事临头时,很难见到她们有那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她们总能很快在纷乱中理出一二三四的条理来,并抓住其中最主要的。这种天赋应该是武汉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构成的。由于长江、汉江的分割,外地人总也闹不清汉口、武昌和汉阳,到底在哪条江的哪个位置。在武汉问路,得到回答总是往上怎么走或往下怎么走。由于有两条江交汇,这上下也变得混乱,况且又不比山里,这种上下是看不见的。只有武汉人自己能看见。这是地理。还有天文。武汉这儿夏天比广州热,冬天屋里比哈尔滨冷。多少年来,政策不允许武汉降温抗寒,这种冷热交替磨炼,使武汉人格外地精明。而热不叫热、冷不畏冷的女人又更强几分。此外,说是有山有水,但东湖枉比杭州西湖大许多倍,也枉清许多倍,谁也不买账。龟山蛇山名气倒大,去的人也多,不过大家也就是去了而已,在心里什么也留不下。这些不利练就了这儿的人在心里算计的本领。沙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典型。她一看架势,就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与什么李厂长没有任何瓜葛,他是找错了门。

沙莎说:“一定是将我当作了牛会计。我说我姓刘,他没有听清楚。”

听见沙莎竭力地说刘和牛时,我就忍不住笑。反贪局的人也笑。他们像沙莎一样,虽然说话时分不清刘和牛,心里都很清楚。

接着他们问我,有没有接受一台别人送的空调。

我说:“现在买空调,哪家不是送货上门。”

还是沙莎主动建议,现在的家电都有货号,拿出发票来一对就清楚了。反贪局的人上我家将空调机的货号抄走了,还有发票号。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虽然我心里慌,并后悔,但我心里没有责怪沙莎的底气。惟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师思每天在办公室里给我的无数微笑。

师思的微笑在杂志社里像春天的风在吹拂。只有主编在不舒服。师思越笑,主编越是不舒服。

我抽空问师思:“同韩丁相处得好吗?”

师思说:“他?银样蜡头枪一根。”

我说:“怎么啦?”

师思说:“他吓得不敢进门了。”

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足有两分钟,闹得隔壁办公室的人都来打听是怎么回事。巧的是韩丁这时突然出现在门口。这让她笑得更起劲了。还是王婶在门外说了一句话:“等嫁了个男人,你就笑不起来。”师思一听这话就收拢了脸上跑位的五官。

我将韩丁拉到椅子上坐下说:“你来干什么?”

韩丁说:“我写了篇稿子,给你们看看。”

我将韩丁的稿子铺开,师思一伸手抢过去,她看了一眼说:“写下岗工人的,交给我编好了。”

师思一口气看完后,连声说可读性极强,完全能够盖过“猫头鹰”今年发出来的那些稿子。我接过来看过几行就知道这是写老租界那儿的女邻居。越往下看越像,特别是踩“麻木”的经历,活脱就是那一家子。不过最让人感动的是女邻居的母亲那场爱情经历。我建议师思去同主编商量,将别的稿子抽下,就在十期上推出来。

师思去了五分钟就回来。主编已签了字,同意我们的意见。主编还跟过来,同韩丁握手,夸他初次写稿就达到这个水平实在不容易。主编欢迎韩丁以后多给我们杂志写稿子。

主编授权我们中午请韩丁吃一顿饭。

我们去圣诞酒店。酒店老板一脸不高兴,要我们付现金,他说杂志已经欠了他们近两万元了。师思更不高兴,她威胁说,要换头头了,当心新官不理旧账。老板收敛一些,还是接受了我们。吃饭时,韩丁和师思的目光有多次会心的交流。韩丁还多次望着师思说,能在这座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住房,幸福才会开始到来。师思举起啤酒杯同韩丁重重碰了一下,说快了快了,好日子就要来了。

天气转凉了。夏天之后的凉爽也是武汉的好日子。

十期杂志出来后,接着又马上加印了三万。大家都冲着韩丁的那篇稿子而来。就连反贪局的人也开口要我送他们十本。他们说算我请客,毕竟还了我一个清白。沙莎那次立即去换空调实在太高明了,被抓住把柄的是牛会计,她被反贪局的人带走时,已查出她贪污和收受贿赂达九十一万三千元。牛会计被抓的那几天,我和沙莎身上一直在冒冷汗。家里也头一次备上了舒乐安定药片。

沙莎说:“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我吸着凉气说:“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等哪天换到局长住过的房子,用上局长留下的电话,我们还要大捞一回。”

沙莎说:“你这是做梦。”

沙莎拿着油墨未干的杂志对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上面写的那个处长很像老赵。”

沙莎说的处长是韩丁文章中的母亲的情人。

沙莎将杂志拿给钱主任看,钱主任看过后,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文章到处都有人写。来我那儿征婚的人,经历比这传奇多了。”钱主任说“多了”二字时,声音有些颤抖。她马上对我们说,师思同她见面了。师思愿意与那位博士试着谈一阵。

我的反应很平静。

沙莎说:“你要难受就找个方式发泄一下。”

我说:“我不难受。”

奇怪,我真的不难受。

电话铃响起来,现在我能自由地接电话了。

我说:“你好!请问找谁?”

董博士的声音突然传过来:“蓝方,有件事我想同你通个气。你们发的韩丁那篇文章,可能有大麻烦。这是被人控制操作出来的。目的是想釜底抽薪,将你们杂志彻底打入泥潭。哪怕整不垮,也要让你们爬不起来。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责任提醒你们。当然我不能详细告诉你整个计划,那叫出卖,我是不会干的。以你的智慧,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学问的人讲话总是慢条斯理,好不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我才抢着说:“‘猫头鹰’太狡猾了,对吗?”

董博士说:“市场份额只有这么多,竞争手段当然越来越不近人情。”

董博士对我们仍将心理咨询专栏办下来表示钦佩,内容却被他贬得一塌糊涂,特别是我编的那一期,更是只有幼儿园的水平。我本想嘲笑一下他,说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当汉奸的都是有水平的人。话到嘴边后,心一软又缩回去了。

上班后,我见老赵坐在门卫室里,拿着一本“猫头鹰”在看。这时,门口进来两个扛摄像机的人。他们二话不说,就将镜头对准老赵。老赵发现后,顿时火了,顺手将那本杂志摔过来,并且吼道:“我同你们说清楚了,别人想拍你们去拍别人。想拍我,得等我进了太平间才行。”记者们很尴尬,宣传处的人赶紧上前打圆场。

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我找出老赵看过的那期“猫头鹰”。在董博士主持的栏目里,有这样一段话:日前,一位姓钱的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夫妻恩爱多年,最近老伴被查出患了肺癌。之后情形大变,一到没有外人时,两人关系就非常紧张。钱女士不肯往下多说。我只好如实告诉她,丈夫可能根本就没爱过她。往下是董博士的心理分析,我越看越觉得像是老赵和钱主任。

我将这些内容指给师思看。

师思瞟了一眼说:“我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也不同心理医生打交道。”

办公室里还好没有别人,我抓住她的手说:“你去了钱主任的婚姻介绍所?”

师思的手动了动后说:“我觉得那是最讲实际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个博士和一处三室一厅。”

我说:“人怎样?”

师思说:“不知道。钱主任的规定是,没有好感前不能见面,也不能通电话。”

我说:“你怎么会找她哩!”

师思说:“不能再搞大海捞针,我得有的放矢。”

外面有人在小声哼唱。

我放开她的手,等门口的人走过后才说:“你送我的礼物快没用了。我们有可能在一起。”

师思说:“你是打算让我又同别人合住在一起?我心理很脆弱,不可能再承受这些。”

这样的谈话没办法进行下去。我只好改变话题,告诉她董博士打电话告诉我的内容。

师思眼睛一亮说:“别管它。由它自然发展。”

我说:“那样杂志会砸牌子的。”

师思说:“砸了才好。到那时,我俩搭班子参加竞选,不就成了机遇。”

师思想分散我对此事关注的心情,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信的行文逻辑性很强,像是读博士的人的手笔。我对他们以职务和学位来称呼对方,感到极不舒服。开头是“亲爱的编辑”,结尾是“你的博士”,这样的规定只有钱主任才能想出来,也只有着急要结婚的人才会接受这种规定。在修行老到的钱主任安排下,从哪个角度看去,我都觉得这更像是在做交易。

师思说:“市场经济的方式就是自由交易。其实你对真理的实践还早我一步。”

电脑打印出的情书末尾,手书签名的“博士”二字让我觉得挺眼熟。

11

我给韩丁打了十几遍呼机,也不见他复机。主编比我更急,他不敢催师思,只好找我。我只得回从前的住处看看。下楼时,正好碰上沙莎,她叫我今晚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别回家。她家里的人要找我算账。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的,来得这么迟,这让我意料不到。

韩丁正在收拾东西,女邻居同一个嘴唇很薄的体面男人,围着他说话。见我进屋,他们都怔了怔。随后韩丁将那男人介绍给我,说他是女邻居请的张律师。

我说:“我们真要吃官司了。想打官司就打吧,大家都能提高知名度。”

张律师深沉地看着我嗯了一声,示意女邻居同他走。

韩丁告诉我他有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时,脸上并没有曾经盼望的兴奋出现。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房子是“猫头鹰”给的,自己已辞去先前的工作被他们招聘作为编辑的秘密。尽管自己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黑箱”操作,我还是对此事表示吃惊。

韩丁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的。”

韩丁又说:“包括文章中的女主人翁,她就盼着你们杂志早点将文章登出来,好同你们打官司,拿赔偿费。”

韩丁从床缝里翻出一条粉红色内裤。他想也不想就扔进垃圾桶。

我说:“韩丁,你真是个混蛋。怎么不早点从股票交易所的大楼上跳下来!”

韩丁说:“可惜只有大户们才能上去,我没有这个资格。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成了蚂蚁,怎么好意思去跳楼。”

韩丁拒绝了主编的邀请,不肯去杂志社,他急着要搬家,也到两室一厅的环境中过过瘾。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场官司的赢家只会是女邻居,因为到时候他会道歉,申明自己确实没有经过女邻居的同意,而写了她和她家的隐私。他还告诉我,其实师思一开始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深究,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像《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个抓鸡的傻大个儿匪兵一样,在马路上踩出沉重的脚印,领着女邻居和张律师往杂志社走。进电梯之前,女邻居的目光在病入膏肓的老赵身上停了好久。老赵要女邻居和张律师在他的窗口前填出入证。女邻居将表格填好后,还回去时,老赵看着她的名字,眼睛忽闪了一下。

他们走进主编的办公室不久,从紧闭的门里传出主编发怒的声音。

我们这边一共有六个人,大家全都竖着耳朵在听。只有师思仍埋头看校样。我忍不住将她叫到楼梯间里,将从韩丁那里听来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

师思说:“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谁上去当主编更合适。”

我表示自己不会袖手旁观时,师思说:“你别自作多情,人家要不要你帮忙,还很难说。”

我嘴里仍然没软,师思开导我,还没弄懂武汉这城市里做事的规矩。她说:“这是烂屁股的事,没人愿意让自己现丑。”

女邻居和张律师走后,主编将我叫过去。我将从韩丁那儿听来的话中,除了关于师思的那一部分外,一一告诉了主编。主编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建议他想办法将韩丁拉过来,让他作证人。

下班时,钱主任来接老赵,刚巧我、沙莎和王婶都在门口等车,他们四人合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花桥方向走。这段路,同乘公共汽车相比,每人只多花一元钱。我对沙莎说自己去找韩丁,看看他的新房子。事实上我去了韩丁和我的旧房子。

最多比我早到十分钟的师思正唱着歌打扫房间。我劝她就将这房子占住,这样就用不着急着同那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博士搞拉郎配了。师思说这房子都建了七八十年,上面说拆就要拆,那时又不知怎么办了。

我告诉师思,自己今晚得在这儿逃避。师思正在犹豫,呼机响了起来。她一看后,脸都变色了。

师思说:“你陪我回家去一下。”

出门时,我们叫上了女邻居。

女邻居开着“麻木”送我们去六渡桥时,向我们打听主编这人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赔偿的意思。我吓唬她,这样同人合伙做笼子,性质相当于诈骗。女邻居不但不怕,还笑起来,说如果做笼子是诈骗要坐牢,除非将武汉的饭店都改成监狱,才够关人。师思也笑。在武汉做笼子的事,议论起来,人人都会会心一笑。做笼子的机灵、敏捷与狡猾,在这笑中,变成了一种类似耍猴的东西。

“麻木”开进六渡桥大街背后的一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巷子中间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在叫。师思说这就是她妈妈和嫂子。下了“麻木”,师思上去问怎么回事。她嫂子抢着说,因为妈妈不懂得心疼儿子,所以她来补课。师思的妈妈气得话都说不连贯,说儿媳妇是想将公婆扫地出门。师思的嫂子马上说,这屋子小得舞不开扫帚,不用扫地就能出门。还说自己若是只有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好意思让儿子娶媳妇。师思还没说话,女邻居就丢下“麻木”冲上去,说师思的嫂子在当新媳妇时欠了一顿男人的打,所以才敢往婆婆头上爬。女邻居说,六渡桥的苕都能娶上漂亮媳妇,就因为这儿是风水宝地,摆只板凳在门口就能发大财。她当初想嫁六渡桥的男人都没资格。只好与六渡桥做邻居。女邻居说,别看她现在乳房不像乳房,屁股不像屁股,腰也不像腰,当初可比师思的嫂子漂亮多了。师思的嫂子这是沾了大便宜,要好好孝顺公婆丈夫才对。说着话时,师思的哥哥赶了回来,问是怎么回事。女邻居说,弄得长辈在一旁哭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应该二话不说,先给老婆一耳光,这才叫武汉男人。师思哥哥真的上去给了老婆一下子。师思赶紧上去拦,女邻居则将打蒙了的女人扯到一旁细细数落开来。我跟着师思他们进屋后,小小屋子站了四个人就难以转身。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上下两层。我无论怎么打量,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师思。

师思的爸爸羞愧得躲在邻居家不出来。

我劝师思将妈妈爸爸带到老租界那儿去住几天,师思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关键,无论发生什么都得顶住。师思的妈妈哪儿也不想去,她说自己在六渡桥住惯了,换一条街都睡不着。

这时,沙莎打呼机唤我回去。

回到家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师思家住的那种地方简直比火车站里的公共厕所还不如。然后就想喊两室一厅万岁。

沙莎在努力收拾被家里人踩烂的房子。她对我说没事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哥哥为了自己的妹妹,将妹夫揍一顿的事,哪儿都会发生。所以才有天上雷公,地下母舅的说法。沙莎让我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揩污垢。我擦了半间屋子后,她又不忍心似的将我拉起来,自己接着干。我蹲在一旁,她告诉我,她已说服家里人相信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我说谢谢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被感动,反而老在想师思家里的事处理完没有。

半夜里,沙莎对我说,她决定去监狱里看看牛会计。

半个月后,沙莎真的去了。回来后她说牛会计坐牢将人坐得又白又胖。

师思像是也长胖了些。她同杂志社里的那些女孩,一天到晚讨论减肥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当主编,然后被人追着打官司。

女邻居同张律师后来又来过三次,他们一次比一次强硬,咬定如果私了必须付给女邻居十八万人民币。他们还找了局长。局长表面没什么,但王婶说局长内心里开始烦主编了。主编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在这中间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主编刺激成这样。

在杂志为九八年的订数开始大战时,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主编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上了法庭,但他的表情是胸有成竹。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说师思想让他下台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既不是鸡,也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惟一高兴的人是沙莎。喜悦让她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

情人节的前几天,老赵终于无法起床上班了。大夫来家里看过后,吩咐准备后事。老赵像一盏熬干的油灯,正一点点地熄去,他那眼睛里的火苗越来越暗。沙莎奉命翻阅老赵的档案,她意外发现老赵二十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当时他是另一个局的宣传处长。但在十九年前,他不知为何一调到我局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门卫并兼做清洁工。沙莎将这些基本情况,交给写悼词的人。我、沙莎和王婶被局里安排就近轮流照顾老赵。老赵的眼皮一次次无力地闭上后,又奇迹般睁开。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同沙莎、王婶守在老赵家的客厅里。钱主任看着挂钟说,这时候师思该同董博士见面了,她安排他们在一路专线车起点站碰头,然后一起去东湖游玩。我以为钱主任搞错了。钱主任说一开始就这样,这是她的经验,有些人将真实面目露早了反而不行。这时,老赵突然在床上叫了一声。钱主任连忙跑过去,坐在床边问老赵是不是有话要说。老赵拿起钱主任的手,慢慢送到嘴边。我们都以为他要同钱主任吻别。根本没料到他会张大嘴将钱主任的手狠狠咬住。钱主任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费了很大劲才将钱主任的手从老赵的牙缝里救出来。钱主任的手腕一会儿就肿了。我们拖着她上王婶家里去敷药。待我们回来时,老赵手里竟握着一枝鲜红的玫瑰。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将花瓣和老赵的鼻尖粘在一起。我上前用手一试:老赵趁钱主任不在时,一个人永远走了。我跑到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上班时间,小区里静悄悄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钱主任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那支玫瑰从老赵手里夺下来,用脚碾碎。

沙莎拿起电话给局长报丧。按道理,必须趁老赵尸体还在发热时将寿衣穿上。沙莎和王婶不敢动手,钱主任又只顾哭泣,我一个人没办法弄。幸亏汪总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有惊人的消息。王婶要他将老赵的寿衣穿好再说。汪总说这话他不说心里难受。结果,汪总边给老赵穿寿衣边告诉我们。长江大桥靠汉阳一头发生爆炸,一辆一路专线车被炸飞了,满满一车人全成了肉酱。我惊叫起来,因为师思很有可能就在车上。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褪。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

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

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

沙莎说:“你就开始咒我先死呀!”

我俩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

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惟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都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老太太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惟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杜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到广东去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就有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屋里非常香。我忍不住敲了敲沙莎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一个人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不知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王婶马上讥笑他在用弯管子说话。夜很深时,难说城市有无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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